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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視覺藝術追溯政治思想,反思西方對中國的誤讀


《西中有東》



內容簡介

《西中有東》討論了平等公正的社會理想和組織設計在前工業時代的中國和英國的發展演變,並在此過程中,復原了中國的正義傳統在 18 世紀英國啟蒙運動有關社會公義的政治討論和制度建設中扮演的隱藏角色。

全書以結構性分析為框架,採用跨語際、跨視覺的研究方法,從人民的定義、社會身份平等、自然宇宙觀、言論自由四方面著眼,具體分析了唐宋時期中國的政治討論與制度建設,以及後世英國對中國材料的譯介引述和對中國形象的褒貶討論。

包華石廣泛徵引文獻和視覺材料,以說明不論中國還是英國,當面對愈加放縱的特權和專制權力時,眾多名人志士都採用了相似的策略予以理智回擊。而今天,我們卻只對有所謂「歐洲近代早期」的發明耳熟能詳。事實上,前工業時代中國和英國的歷史發展有著眾多相似的經歷,譬如受過教育的非貴族人士的崛起、印刷技術的普及、大眾識字率的提高、不斷擴張的藝術市場、公共領域的出現等等。正是這些共性經歷,使得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在18世紀產生了革命性互動。



作者簡介

包華石(Martin Powers),漢學家、藝術史學者,美國密歇根大學中國藝術與文化教授、前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專攻中國藝術史和比較文化研究。同時供職於美國學術團體協會(ACLS)、國家人文基金會(NEH),並任英國視覺藝術高等研究中心(CASVA)海外顧問。他的研究聚焦藝術在中國歷史,尤其是社會歷史層面的表現及影響,關注個體力量和社會公義的藝術表達。著有《古代中國的藝術與政治表達》(獲 1993 年列文森獎)、《紋樣與人物:古典中國的裝飾、社會與自我》(獲 2008 年列文森獎);參與編著《觀看亞洲藝術》《布萊克威爾中國藝術指南》等。

譯者簡介

王金鳳, 1987 年生,江蘇東海人。南京大學哲學博士(2015),上海交通大學博士後(2017),哥廷根大學東亞系訪問學者(2016-2017)。現任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儒家哲學、比較哲學。

書籍摘錄



第一講? 導言(節選)

我們並不需要高明的評論技巧就可以察覺到,那些主張的提出者毫無信譽可言,並且從未涉足中國。然而,思維一旦懷有偏見,它就傾向於採納最為荒唐的謬傳,並且將這一切都視為事實,這種思維趨於貶低我們不喜歡的人,甚至把這種不喜歡說成是值得讚揚的美德。

——讓·巴普蒂斯特·杜赫德

可以說,沒有哪一種文化被看成比中國文化更有別於西方的價值觀念。然而,我們不難發現,唐宋時期存在若干與啟蒙運動時期對應的核心概念:變更世襲特權制度以利於吸納德才兼備的人才(托馬斯·傑斐遜—柳宗元);裁決政策的根據是事實與理性而非宗教或社會特權(狄德羅—白居易);提倡對政府政策及其制定者直陳諫言(塞繆爾· 約翰遜—蘇軾);秉持一元論的自然觀(斯賓諾莎—章如愚)。毋庸置疑的是,中西境況雖然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差異,但其結構上的相似之處(structural parallels)可以幫助歷史學家在「平等」之上構想討論,比如近代早期的集權政體這個司空見慣的話題。

在《對比的想像:種族主義、民族主義與社會運動史論》(The Comparative Imagination: On the History of Racism, Nationalism, and Social Movement)一書中,喬治·弗雷德里克森(George Frederickson)區分了兩種類型的歷史學家:一類試圖為某個進程建立一種更好的學理性認知;另一類則從事比較性的工作,以促進通常是值得慶祝的國家歷史的產生。「中國」與「西方」的比較通常屬於後者。本書試圖追溯近代早期的中國關於諸如平等或言論自由等權利的討論與制度,連同英國啟蒙運動(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對上述討論及制度的回應,以此實踐第一類歷史學家的理想追求。



本書採用的研究方法認同視覺藝術具有認知維度,並將其運用在對政治抽象概念(political abstraction)發展進程的追蹤之中。本書的基本假設是,與有形且具體的實物相比,人類在認知上更難理解政治抽象概念。比如「施政權力」(political authority)這一抽象概念,在中古時期的中國,與中世紀的歐洲一樣,宏偉莊嚴的外觀是權力(authority)的顯性表達。從為貴族階層(the aristocracy)設計的衣飾、徽章、車輦與城宅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權力運用的展現。甚至連代表施政權力的詞在近代早期英國都是「貴族身份」(nobility)——一個將權威等級寓於衣物服飾與儀態舉止的術語(參見第二講)。無論是對中國人還是歐洲人來說,將施政權力的概念從有貴族身份的人的具體形象中抽離出來,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而本書的重要篇幅就將致力於準確地解釋上述抽離是如何達成的。

同樣,諸如「政體」(the polity)、「人民」(the people)這樣的政治抽象概念,在中國與歐洲出現得都比較晚,而它們的演進軌跡則可以通過文本和圖像追蹤。最後,本書的研究方法將指出,中國與英國絕非完全不可比較,實際上,在 17 世紀與 18 世紀,二者的相似之處有增無減。此外,儘管在此期間有不可否認的廣泛的文化交流,但這些相似之處或許與其說是「影響」的產物,不如說是結構的必然性(structural necessity)。

一般而言,民族主義的歷史是拒斥上述方法的。亨廷頓假說(The Huntington hypothesis)認為,學者可以從不同文化的傳統群體(groups)——特別是西方與「他方」(the Rest)——各自擁護的價值觀中,辨別出本質且經久的差別。如此,它便可以將無法比較的文化價值觀之間先驗與普世的衝突,假定為全球政治衝突的根本來源,以此來抵制歷史的趨同共存(convergence)。



自啟蒙運動以來,比較的視角便如影隨形。伊麗莎白· 威爾遜(Elizabeth Wilson)的研究(分析詳見本講後文)論證了大不列顛帝國的崛起如何促進了本土的穩固與其他地區的妖魔化,並使一種直至今日依舊活躍的文化政治傳統得以形成。這種做法在歐洲大陸也很普及,比如中國就因為國際貿易的成功與後貴族政治(post-aristocratic)的社會體系而被視為對手和威脅,很早就引來了像孟德斯鳩和黑格爾那樣的名人的致命攻擊。這一過程在冷戰期間復甦並變本加厲,致使歷史上的中國形象被扭曲得面目全非。

馮珠娣(Judith Farquhar)與何偉亞(James Hevia)、劉禾、王國斌等人的相關研究,已經對這種歷史傳統在邏輯與歷史上的缺陷有所揭示。然而,歷史上的中國形象至今仍有遺留,以至於許多人會質疑本講的開頭部分。遺憾的是,如果對過去中國的印象繼續依託於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那麼,我們就無謂地限制了自己對這一正在崛起的力量的想像,在存在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將雙方引向「衝突」。然而,從事此類並不流行的比較還有很多更為緊迫的原因。

近年來,幾乎沒有任何一種傳統認為本質上屬於西方的價值觀—法治、平等、社會正義或言論自由—可以逃脫美國內部在原則或實踐方面的挑戰,孕育了關於上述理念之價值或必要性的討論。例如相關討論認為,隱私作為一項權利,是西方歷史上特殊時期的一個人工產物,在這個即時通信的時代已經作廢。像「亨廷頓假說」一樣,這種討論假定了一種文化主義的視角(a culturalist view),即社會價值觀念是作為國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的表達而出現的,但如果我們知道存在另一個匿名權已經制度化的時空會怎樣呢?或許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複雜社會中匿名的作用?本書旨在繼續跟進這樣的問題,但並不以相異且虛構的文化本質作為先決條件。

在接下來的內容中,讀者既不會看到「西方」始終是真理與公正之勝者這樣的觀點,也不會看到「中國」始終是真理與公正之勝者這樣的觀點。近代早期的中國、歐洲以及其他地區的弱勢群體享有若干共同理想:「嚴肅對待人權之社會性,即人從根本上是社會性的或(在亞里士多德的意義上)是『政治動物』(political creatures),將權利從抽象的普遍虛構的掌控中解放出來,同時也將其從不可預知的放任中挽救回來。……恰恰由於它們具有社會嵌入性(social embeddedness),公平以及對權利的合理運用才成為所有人類社會中經久不衰的問題。」在提出這個論點時,弗雷德里克·多爾邁爾(Frederick Dallmayr)借用結構主義方法(structuralist approach)研究歷史,本書亦是如此。

我們可以將這種方法簡單概括為:處於大多數社會中的人面臨的是類似的挑戰,得到的是類似的資源,通常達成的也是一種截然不同但結果相當的解決方案。舉例來說,在所有文化中,如果權力被看作「特權」,也就是說,它成為一種不需要外部標準或控制的個體行為,那麼,這種權力遲早會被濫用,因為在結構上並不存在能夠阻止濫用發生的東西。

同樣的,如果政治體制有公共與私人的區分,將權力置於公共範疇,並制定防止公共權力在私人領域中使用的相關控制措施,那麼,儘管無法杜絕,權力的濫用也將會更加困難。在很多歷史文化中都可以找到類似的實踐,他們還制定了被當今稱為人權(human rights)的制度性條件。當歷史學家們尋找類似實踐或制度是否存在時,他們尋找的是「結構性」要素,為社會正義這個始終存在的難題提供製度上的解決方案。結構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將歷史事實,而不是民族、種族或是宗教群體的成員身份置於優先的地位,因此和本質化的「文化」就沒有任何關聯了,它適用於任何可能表現出相關制度或實踐的共同體。

然而,即使我們接受了這種結構性方法,來自文化政治的挑戰也不能輕易忽略。應該如何扭轉數百年以來惡意的妖魔化,同時避免在不經意間美化受害者呢?本書使用兩種方法來避開這個陷阱:

(一)本書追溯了轉義策略(tropic strategies),意即認知策略(cognitive strategies)的演化,以使近代早期中國與英國諸如「施政權力」「政體」「人民」或「平等」等政治抽象概念變得形象化。不同的轉義策略對我們的認知機制(cognitive apparatus)提出了不同要求。比如寓言(allegory),就是一種將抽象概念形象化的常見方法,在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以及古中國都可以找到相關例證。寓言以一種極為常規的方式使得抽象概念形象化。觀看者具備常規經驗就夠用了,並不需要進行任何的邏輯操作。而隱喻(metaphor)和轉喻(metonymy)需要更多諸如對照與邏輯推理的複雜操作。見聞錄(reportage)或因事推想(the presentation of putative facts)則要求更為豐富的認知靈活度,因為觀看者需要將一個新奇且個體化的信息片段放置到合適的解釋情境中,並最終得出其獨立的結論。在這個理解行為中,常規經驗幾乎沒有用武之地。

假設認知能力大體上與受教育水平成正比,那麼我們就可以預料到,寓言在早期教育中會有更為廣泛的應用,而見聞錄則是後期常見的使用方式。我們將發現,儘管與政治抽象概念對應的術語和圖像的內容在兩種傳統(英國與中國)里是隨時間不斷變化的,但轉義策略的整體發展——從寓言到見聞錄——卻甚為相似。這種演進模式揭示了在近代早期階段,認知限制——因此也是結構性限制,必然在歐亞大陸的兩端都是有效的,這多少獨立於「文化」差異之外。

(二)本研究對英文文本進行了跨語際分析(translingual analysis),這些文本或是原創的,或是經由歐洲語言翻譯而來。本研究也以類似的方式對圖像進行了跨視覺分析(transvisual analysis),試圖將中國的內容譯成本土的習慣表達。可以說,與簡單地將不同文化中的社會實踐進行對照的方法相比,本方法取得了更多可信的成果。一般來說,當歷史學家嘗試比較的時候,例如比較近代早期英國與中國的法律體系,他們手中都握有無數機會來封鎖或特許某些信息的傳播,或為了配合其成見去上下變動評判標準。如果允許近代早期的英國人來給現代的我們做比較,那麼學者可操控的空間就會縮小。他們習以為常與視而不見的部分能夠告訴我們很多關於英國與中國的信息,而相比於更為常規的自由式比較,這樣的信息則更難操縱或否定。

倘若某個來自上海的人到了倫敦,看到所有人都在使用手機。鑒於上海的手機使用幾乎已經普及,所以這位中國遊客在寫信回家的時候,不太可能提到手機使用的情況。手機的使用已經如此普遍,提它又有什麼意義呢?但是,假設有一個來自地球某個偏僻角落的人抵達了上海或倫敦,她會在信件中如是寫道:「這裡的所有人整天都在和他們的錄音機說話。我們有時會用它記錄購物清單,可是這裡的人從早到晚都在和錄音機說話!」這個例子顯而易見地說明,這個人並不知道手機是什麼,可她的結論既客觀如實,又無可辯駁。

我們所虛構的這位遊客的所作所為也是一種翻譯,她看到別人在用手機,就將這種行為翻譯成自己或其家鄉朋友更為熟悉的一系列動作。根據她的翻譯,我們可以毫無疑問地推斷,她從來沒有用過手機。與此相同的翻譯方法也可用於其他類型的翻譯行為,繼而我們會發現,很多被近代早期的中國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概念,對於近代早期的英國人來說卻甚為費解,反之亦然。但是,以下事實比上述觀察更為有趣:到了 18 世紀晚期,英國人逐漸開始與中國人共享許多概念,而在現代世界裡,這些概念對兩國都至關重要。

題圖為《西園雅集圖》,來自: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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