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书简述

我作为一名城管,为什么要给商贩下跪?


我刚解释了一句,他们就大喊:“城管打人啦!”

我作为一名城管,为什么要给商贩下跪?


毕业那年,我面临着考研和找工作两种选择。稳妥起见,我一边报考国内顶尖的医学高校,一边参加北方某省的公务员考试。

后来考研失败,从小对我寄予厚望的父亲很失望,说:“我梦到你一事无成,在港口打鱼,日晒雨淋,十分落魄。我去看你,你都没脸见我。”听完父亲的话,我很沮丧。

只剩下考公这一条路,我顶住压力准备笔试。公务员考试报考岗位中,几乎没有和我这个中医专业对口的职位,无奈之下,我选择了不限专业、学历、工作经验的行政执法岗,也就是城管。

做完几大箱子的题目,终于在笔试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入围面试。参加完面试,我还是不敢抱太大希望,准备找其他工作。因为城管这个职位只招三个人,却有数百人竞争。

结果,我竟然以单位所在辖区第一名的成绩成功突围,事实上,我的成绩足以考上这个省会城市绝大多数岗位。

毕业后,我收拾行囊去上班,吃上了皇粮。

在一些人眼中,城管都是临时工,干的活就是抢东西,出了事还要背锅。事实并非如此,严格来讲,城管是治理和维护城市管理秩序的行政执法力量,我们那里的城管一共有14项基本职能,不光是市场摊位、工地施工建设、婚庆的彩虹门搭设,甚至临街商户的牌匾规格,都在城管部门的管辖范围内。

新闻媒体曾报道过多起城管暴力执法事件,人们对城管的印象并不好。以前曾被曝光的临时工,只是城管队伍中的一部分。像我这种通过省考入职的人员,属于事业编制,待遇和级别等同于公务员。

城管中的临时工,是雇员身份。他们并不参与执法,只是做一些辅助工作,比如开货车,收缴违规摊贩的工具等。他们的工作,要根据正式执法队员的指令进行。

上班第一天,领导问我:“知道什么是行政执法吗?”

我摇摇头,领导笑着说:“走吧,带你出去见识见识。”

那天,我们发现一对卖水果的夫妇,违法占用消防通道,存在安全隐患。穿制服的执法队员亮出执法证,并说明了他们违法的事实,要求二人配合执法,把消防通道中的东西清走。

夫妻俩不予配合,甚至骂了很多脏话,导致场面一度混乱。同事们一边执法,一边用摄影、摄像设备全方位记录,如果事后有人质疑我们违规执法,可以拿出全程录像作为证据。

接下来几周时间,我接受了系统培训,包括职业性质和相关法律法规。

你们是底层民众贫苦生活的见证者,也是承受者。”负责培训的法律教授这样对我们说。

当时我只明白前半句,并不懂后半句。

我们确实是贫苦生活的见证者,因为很多执法对象都是贫困者。

他们自己或者家人身患疾病,没有低保、工作,生活都成问题,更别提去接受正规治疗了,于是只好在街边、马路边、消防通道中支个小摊,靠着卖手机膜、手抓饼或者铁板鱿鱼维持生计。而有些残障人士,则游走在各种公共场合,乞讨为生。

有一天午饭时间,我和几名同事匆忙吃下一碗菜汤泡饭,立即出任务,处理市场违规占道的状况。一名卖猪肉的摊贩拒不配合,还光着上身,一手提杀猪刀,一手拿着个绿色的本子,对着围观群众和执法队员不断挥舞。

我站得比较靠前,首当其冲。他举刀冲我喊道:“我砍死你!”当时我大脑一片空白,呆呆地站在原地。幸亏周围一个从海军退伍的同事及时按住他的手,另外几个联合行动的警察上前制服了他。

这一切都被执法记录仪记录了下来,直到今天我也不敢回看那段录像,也从没有跟家人提过这件事。

回到执法车上,我的双腿仍在不停颤抖。等回过神来,我一个劲地感谢那位同事。如果没有他,恐怕我已经死了。

“没事就好,你下次靠后站一点就没事了。我和你一样大的时候在军中,2009年还在阅兵式上接受过最高领导人的检阅。退伍之后被分到这里,只能从事这个……”前辈笑着拍了拍我。

从警察口中我们得知,那名摊贩手里拿的绿色本子,是有关部门和精神病医院签发的残疾人证。也就是说,如果我被砍了,他很有可能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而我,则会成为新闻素材和市民的谈资。

我曾努力说服自己,虽然工作有一定风险,但能为城市市容环境卫生做一些贡献,也算值得。渐渐地,我适应了城管这个身份,可以独立处理一些突发状况。

直到遇到一名卖铁板鱿鱼的小贩,我开始怀疑这份工作存在的意义。

我们经常和那名小贩打交道。她违法占道,我们扣留了她的违法工具——一些厨具、食材和一辆三轮车。按照程序,我们开出罚单,告知违法事实,接下来就等着她前去银行交罚款,领回自己的工具。

我作为一名城管,为什么要给商贩下跪?

图片来源:政府网站 | 正在执法的城管队员

这也是很多人会误解的一点,认为钱是进了城管的腰包,实际上那些罚款是去银行交的,最后归到了地方财政收入。还有人会说,你们可以收红包啊。这种怀疑不无道理,不否认一些地方存在类似情况,但至少我和同事没有收过这种黑心钱。

那位大姐没有去交罚款,连三轮车也不要了,因为当时生意是旺季,交罚款和领工具的那段时间,足以让她赚回一辆三轮车的本钱。车没了,她就趁我们不注意,换了一辆继续做。

仅仅一天时间,我们连续收缴了她四辆三轮车,可马路边占道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善,到处都是随意铺开的摊点。看着野火烧不尽的违法摊点,我很有挫败感,城管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大学门口执法,大学周边往往是摊贩的聚集地。摊贩售卖的各种无卫生保障食品,深受大学生们的欢迎。

那天有一对小情侣,见我们没收了很多摊贩的车子,对我们指指点点,甚至骂了一句“土匪”。

我气不过,脱下制服上衣,径直走到两人面前,大声对其中的男生说:“这份‘土匪’的工作是我凭本事考来的,你这么个大学生,就知道揽着女朋友闲逛,有什么资格说我。”

“城管打人啦!”两人以为我要动粗,大喊起来。

周围群众迅速围了过来,有的人正在用手机录像。经过将近一年的历练,我早已习惯了这种阵仗。我冷静地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打人,那就去报案吧。”

两人真的去了派出所,在派出所,我将执法记录仪记录下来的视频给警察看,小情侣哑口无言。我这样做是要堵他们的嘴,怕他们事后到网上散布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抹黑本地城管。

一年的光阴在忐忑和自我怀疑中流逝,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我可能会继续这样的生活。

夜市是我们整治的重点场所。地方政府设立夜市,是拉动消费需求的杀手锏。为了规范夜市的容貌,我们从每天下午三点半工作到深夜,面对着夜市熙熙攘攘的人流,执勤、站岗,让一切井然有序,除了要克服三十多度的高温,还要应对夜市旁违规占道经营的摊贩。

有天夜里,我和一名四十多岁的老同事在夜市执勤,遇到一名摆地摊卖小百货的大姐。这位大姐我们很熟,经常违法占用盲道,屡劝不改。这次她又在十字路口旁边的盲道上摆着摊,我们走过去,亮证件,说明违法事实,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开出罚单。

原以为一切很顺利。忽然,她“扑通”一声跪在我和同事面前,求我们不要处罚,边说边流着眼泪。

我懵了,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站在人群中,我感到有千万只眼睛盯着自己,仿佛自己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欺压良民的恶霸。

“赶快跪下。”已经跪在地上的老同事对我说。

我攥紧拳头,和他一起也跪在了大姐面前,头不敢抬,脑子里有些空白,另外的同事赶紧记录下这一切。

我上一次下跪还是在上大学时,给突发疾病的老人做心肺复苏。这次同样事发突然,经验丰富的同事一定知道,下跪是最妥当的处置方式。

说来有些讽刺,上次下跪是为了救人,我是乐于助人的大学生;而这次下跪是为了保护自身,我是被群众围观的执法者。

感觉过了很久,前来支援的同事和协同执法的警察赶来,将跪着的妇女带离了现场,给跪着的我们解了围。

事后,我尝试着理解当天发生的一切,至今无法释怀。有些事你做对了,却不知道自己对在哪里。

那次下跪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做城管队员长久以来的迷失和自我怀疑,在下跪的那一刻达到顶峰

起初,我以为自己不够了解这份工作,便努力去学习。掌握了其中要领后,我认识到要多体谅摊贩的难处,尽量为他们考虑。

那次和小贩接触险些被砍后,我又以为这份工作之所以经常被误解,是因为群众对我们不了解,于是我不断跟群众普及城管的性质和职责。

但我们和群众之间仍然发生着冲突,我并不能改变什么。培训老师的那句“你们是底层民众贫苦生活的见证者,也是承受者”,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想要努力适应,又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这种感觉折磨着我,让我萌生了辞职的念头。

此后半年,我重新拿起医学教材,利用下班时间复习,为职业医师资格考试做准备。有时候深夜才能下班,浑身疲惫,依然坚持完成当日的复习任务才睡觉。

远在北京继续深造的大学室友们,得知我的决定,寄来很多复习资料。有位室友对我讲:“如果连我们学校的毕业生都不去从事医生这个职业,那么还有谁会去选择做医生治病救人呢?”原本心里没底的我打消了所有顾虑,积极备考。

我的房间里堆着一摞比我还高的资料,有关内科、外科、诊断、病理、药理等各个方面。工作后精力、记忆力和学生时期相比都差远了,但还是得坚持,这可能是我步入中年之前最后一次改变自己的机会。

幸运的是,我顺利地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获得了做医生的资格,但这只是我为辞职做的第一手准备。

为了能继续深造,我开始准备雅思考试,背单词,写作文,练口语……可是结果并不乐观,毕竟远离英语已有两年之久,我第一次只考了6分。

后来,我每天挤出两个小时,和擅长口语的朋友用英语视频聊天,那段时间就连做梦也是在说英语。但并不是努力了就有回报,我连续两次的雅思成绩都不甚理想。当时,来自工作和复习的双重压力,让我严重失眠,直到今天也没能好转。

我参加了第三次考试,忐忑地等着结果。终于在一个下午,我收到成绩单,6.5分,终于达到香港一些高校研究生的申请条件了。
半年后,我向单位递交了辞职申请。

一些同学、朋友听说此事,纷纷劝我:“虽然这份工作和专业不对口,但起码稳定,收入尚可,以后谈婚论嫁的时候也算是手握重要砝码。毕竟在北方,公务员很受丈母娘们青睐。”

同事们认为我是受了委屈,一时冲动,一个劲地劝我回心转意。在他们看来,这份工作来之不易。领导与我长谈了一个下午,说:“自我们单位成立以来,从没有人主动辞职,你要三思啊。”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但心意已决。

最后,他叹了口气说:“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就和我们说一声。”

父亲至今也没有原谅我的选择,他觉得我当时已经是家族里混的最好的了,身穿制服,三餐不愁,工作稳定。他不知道这种稳定对于我是一颗慢性毒药,从肌肤渗入,最后进入骨髓,直到让我无力挣扎。

面对父亲的阻拦,我对他说:“我的工作是自己凭本事考来的,不是你花钱托人安排的,我想辞职就辞职。”

父亲无话可说,摆了摆手,任我自生自灭。直到今日,这个话题依然是我俩谈话的雷区。

辞职后,我到香港打拼。几年前申请到香港一所高校的研究生,现在已经毕业,成为一名中医师。

这点小小的进步,并不足以让我在这座国际大都市买房、成家,我依然要面临很多压力,可我的内心无比满足。

在香港这几年,我时常想起那些城管队的同事们,也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他们常会为我的进步而高兴。有几位已经年过半百,依然坚持在执法一线,依然时不时会被摊贩殴打、辱骂,随时准备着下跪、夺刀。不知道他们在工作中落下的风湿病,有没有好些。

辞职两年后,我回过一次那座熟悉的城市。走出接机大厅,望着门外接机的几位同事,百感交集。

同事们特意准备了怀旧一日游,开车带我逛遍当年工作过的地方,车站、夜市、农贸市场、大学门口。几年过去,这些地方还是热闹非凡,这里发生的一切我记忆犹新。

当车子经过那个令我永生难忘的十字路口时,我下车慢慢走到当年下跪的地方,站在那里,看着周围的一切。身后执法车上穿着城管制服的前辈们,正冲我微笑。

随后,他们开始了那一天的执法工作。

作者李宽,现为中医师

「我们是真实故事计划,每天一个从生命里拿出来的真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