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书简述

怀念我的小学老师


      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农村,因为偏僻成了很多“问题”老师的贬谪地。我读小学时刚好遇上这些“有问题”的优秀老师,他们的教育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是我人生宝贵的财富,也是一段美好的记忆,至今我仍深深地怀念着他们。

      当时的农村是没有幼儿园的,孩子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记得第一节课,老师问大家姓名,很多同学以为是问生肖(潮汕话“姓什么”跟生肖的“肖什么”读音很近),有的说是猪,有的说是狗,搞得老师哭笑不得。

      一年级很多老师已记不起来,但方老师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过了这么多年,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她就在我眼前。

  方老师非常慈祥,常带着微笑,讲话轻声细语,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像个可亲的大姐。方老师是普宁洪阳方氏,听说是当地名门望族,从小就有家庭老师,国学功底扎实,颇有大家闺秀的气质。她是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板书很整齐,写字娟秀端正,讲课循循善诱,常结合课文的字、词给我们讲故事,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听完好像就懂了、记住了。

  记得有一节课,她在讲拼音,我在玩耍,她点名提问我,我不知道她问那个,就把那一课的词语都读了,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个词是“留心听讲”。方老师没有打断我,笑眯眯的看着我,我如此“留心听讲”还读得头头是道,令其有点惊讶。之后她很关心我,还让我做班长,可是我十分调皮,没有做好表率,反而常带头闹翻天,以致其他老师颇有微词,方老师偶尔会提醒我,可从来都没有责骂我。

  方老师虽然品教兼优,但在那以“成份”论身份的年代,她却只能是一个代课老师,有些人有时候还会揶揄她“地主婆”。但方老师心态很平和,似乎并没有任何的委屈和不满,或许我们这帮农村孩子成了她最大的寄托。

      方老师的爱人是我们学校教导主任林老师。林老师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我们都有点怕他。他很会管理学校,有他在,学校就安定。

   林老师教我们五年级的数学。他讲数学给我很多启迪,最深刻的是,他说公元前几百年,西方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当时记不住名字)说:“世界是数组成的”、“数学是最高贵的”。世界怎么可以是数组成?我十分疑惑,可那时对老师很崇信,也不敢断然去否定,但觉得很新奇,心想难道房子、饭菜也是数组成的吗?这太令人匪夷所思了。这一命题带给我长久纵深的思考,影响我的一生,使我对很多问题有不一样的看法,直到今天数码时代的来临,我们才惊叹古哲人的伟大,更被林老师的前瞻教育深深的折服。

   林老师不仅数学好,还是一位通才,几乎什么都会,其他老师有事,经常是他来代课。有一次他代上美术课,画了几个几何体素描,教我们用“透视法”观察物体、用“明暗法”表现物体,让我们觉得挺有趣,也学得像模像样。

   听大人讲,林老师是师范学院的高材生,本来分配在县城重点中学,因为与“成份”不好的方老师相恋,所以一起被贬到我们的村庄。小孩子不懂什么爱情,却因为觉得方老师很好,也在内心对林老师多了几分敬意。

  音乐老师也姓林,那时的小学只考语文、数学,其他科都是副科,音乐、美术更是象征性。可林老师教音乐,却把这个可有可无的科目教得有声有色。

      他就地取材,将当地的风土人情编成歌,如“水南埔,三百亩,三日无雨火烧埠,三日落雨水成湖……”、“树上一只小滴丢,一日到夜啾啾修,炮这响,走溜鸠……”(用潮汕话)等等,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至今我仍能随口哼歌几曲,感觉一点也不比白居易的诗词逊色。

      课堂上他常用一架破烂的风琴给我们伴奏,有时风琴坏了就用口琴,用“伴奏”来带领我们唱歌,防止我们跑调,这种反客为主的霸道伴奏,也是对付我们这些乐盲的好办法。

   林老师除了给我们上课,还常组织村里的青年男女大合唱、演小品、排戏剧,每逢重大节日或有革命活动就在大队的戏台演出,给落后的乡村带来不少歌声和欢乐。现在想起来,林老师是多么有才华,多么了不起!

      教历史的吴老师,是个“右派”分子,他为人十分正派,敢于直言,两个眼睛炯炯有神,咄咄逼人,那目光似乎就是历史的审视。他常说历史是判官,时间会校验一切是非曲直,教我们要“树正气  致良知”。他有侨亲,常穿一些舶来品,衣着一丝不苟,头发梳得很整齐,因此有人给他起个外号“西”,是西式、新潮的意思。

      “西”老师上课,从不看课本,好像课本那些记述太乏味。他常给我们讲典故:“要离刺庆忌”、“熊掌难熟”、“请君入瓮”、“土木堡之变”……每个故事都讲得绘声绘色,十分生动逼真。有时还穿插一些西方神话,最有意思的是讲丘比特:调皮的丘比特用金箭射阿波罗,让他爱上达芙妮,却用铅箭射达芙妮,让她厌恶爱情,最后达芙妮为逃避阿波罗的追求变成桂树,这就是桂冠的来历。听了这个故事我们自造弓箭,扮丘比特,射来射去,有时看到有猪来,就对着同学射“金箭”,然后笑那同学爱上猪,玩得真过瘾。

      最令人生畏的是教二年级数学的黄老师,他脚很长,有人给他起一个外号叫“长脚黄”。黄老师因为喊“毛主席万岁”时,中间打了个喷嚏,被视为不忠不敬,从县城流放到我们村。

      黄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严”,严得近乎“酷”,我们都很怕他。他常拿着一支小木棍,谁不听话就打谁的手心或者小腿,虽然不会有伤,但非常疼。

      记得有一次他在上数学乘法表,我和邻桌几个趁他在黑板写字,偷偷的在玩,当时隔壁桌的同学说一句话:“华国锋检查当兵配乌榄”(不知道那弄出来的一句话),并拍一下我前面的同学的肩膀,那同学也没有反抗,我也跟着这样讲和拍了他,没想到他竟然哭起来。这下就麻烦,黄老师问明“元凶”,将小木棍朝我打过来,我一闪避开了,这一避激怒了他,看他气势汹汹朝我走来,我马上拔腿就往外跑,我跑了,黄老师将门关上,似乎不给我回去。我在课室外走来走去,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刚好方老师看到,她过来问我,我将情况告诉她,以为她会骂我,可她并没有说我,而是进课室跟黄老师讲什么,一方沟通后方老师叫我进课室,但黄老师有个前提:就是要背好了乘法口诀才能坐下。我生怕挨那小木棍,硬着头皮,全神贯注的看了几遍,没想到竟然很快就背了出来。

      黄老师的严,对于我们这班常把课堂变“战场”的毛孩子来讲,刚好可以治治我们的野性,使我们用心去读书,很多人就是怕挨他的小木棍把数学读好。当年全县竞赛,我们班成绩都很好,我竟然还考了满分,而另外还有一位同学考了第六名,这是黄老师“严酷”的回报,也是那只小木棍“恐吓”的结果。对比现在老师的放任,我更怀念黄老师的严酷。

      最忧郁的是“眼镜老师”,称为“眼镜老师”是他在我们学校只教了一个学期就调走,我确实记不得他的姓名,只记得他戴着一幅眼镜。

      眼镜老师是潮阳人,听说家族出了两个国民党将军,革命来了大都跑到海外,留在大陆的有几个给枪毙。眼镜老师的父亲是位很老实的医生,所以他才免受牢狱之灾。

      眼镜老师毕业于中山大学物理系,他教我们四年级的数学和自然。记得他教数学有很多解题的怪方法,对难题挺管用,类似现在奥数。有时他出一些很特别的题,你用常用的方法解不了,然后他提示你倒过来、转个弯,或者合起来、分出去,问题就解决了。这些怪方法打开我们思维的另一扇门,使我们知道解决问题有多种路径。他教自然时说:“自然界就是电的世界”,我觉得似是又非,并没有多想。我们最喜欢看他发电,他弄一些旧电池什么的,搭些电线,还真把小灯泡点亮,让我们觉得很神奇。

      眼镜老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忧郁的表情。他戴一幅近视镜,眼神似乎很迷茫,嘴角常有一种苦笑的感觉,很多时候好像比别人更清楚,但却欲言又止。他除了在发电时有点精神,平时总心不在焉,也没有亲切感,整个人似乎与周围隔了一层薄薄的云雾。他在云雾里想出来又想逃离,犹豫中带着几分无赖与无助,现在想起来他的内心该是多么苦闷和悲凉!

      相比眼镜老师的忧郁,苏老师却最让人感伤。苏老师没有教过我,因为我上学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之所以要讲他,是村里的人常提起他,说他是我们学校大才子,而他倒在黎明前,令人无比惋惜和悲戚。

      记得苏老师常来我家喝茶,有时带一些宣纸和色料教我大哥画国画。听大哥讲,苏老师出生在资本家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会写很多种文章,赋写得很好,大哥曾抄了几篇,可惜没有保管好,已经找不到;他还会写诉讼状,这是专业的法律文书,很少人懂;更神奇的是他会讲流利的外语,这在当时于国家都是一流的人才,何况一个偏僻的村庄学校。

      苏老师的死,是在1976年盛夏的一个晚上。记得当时村里正在放电影,大家都在广场观看,电影散场后,有人在附近的一颗大树底下发现苏老师上吊死了。当时我还小,也不懂什么,奇怪的是,看到村里有些妇女,与苏老师非亲非故竟然嚎嚎大哭。那些妇女边哭边诉说:有的说苏老师帮他们写过信、写过请帖,有的说苏老师帮他们孩子起名字,有的说苏老师帮他们写过申诉书……,总之好像苏老师帮过很多人做了很多好事。几个月后革命结束了,可惜苏老师没有熬过最后的黑夜,试问那样的岁月,有多少人像苏老师一样,在绝望中萧然逝去!

      我大哥保存了苏老师一张黑白照片,每年那天都拿出照片,热泪盈眶对照片说些“悄悄话”,我也不自觉的哽咽。但愿苏老师在天堂做上帝的老师,让我们的社会少点悲剧。

      那个非常年代让许多英才流落穷乡僻壤,他们遭遇不幸,而对我们这些乡村的孩子却是格外的幸运。这些优秀的老师激发我广泛的学习兴趣,打下我扎实的知识基础,给我的思维插上翅膀,并教诲我秉承良知,独立思考,对比今天乡村里的孩子,哪有如此福分!所以对那个年代,我不得不保持一种谨慎的思考,或许这是黑夜里一缕别样的阳光。

        我祝愿老师们幸福,也期望乡村的孩子们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可这——昨天我们没做到,今天依然没做好!明天是否能更好?

三虎    写于书房 2016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