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书简述

汉语新诗已堕入禽兽的狂欢!


汉语新诗已堕入禽兽的狂欢!

诗歌不完全属于语言的表达,但语言表达可以是诗的部分构成质料,语言(读出的文字或无法用符号表示的,人发出的声音)都是在对诗意抵消过程中趋同虚幻的向度,或者说诗不是被人性创造而存在的,诗本身是一种自然体量的态势(其中包含人类任何痕迹),任何人对诗的表达都是自觉或不自觉的适合于人性审美,这种局限构成诗在表达和审美中的不完全反映。因此对人类固有语言的破坏和消灭大概是对诗本体的消极解救,诗在人性“操作”的时空轨迹中应该是偶然和必然交织的曲线的闭合存在。

时至今日,汉语诗歌的历史流变愈加清晰,从有史料记载的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宋词,以至于满清晚近,汉语诗歌一直是在变化不大的古汉语中浸淫着。若以20世纪初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为拐点,之后的汉语诗歌在形式上是以汉语白话文与西方诗歌的杂交品种,虽然闻一多等人对新诗冠以格律之名,但已经与古汉语诗歌格律迥然不同。古汉语近体诗歌的格律是在一个圆满的语境系统中形成的,甚至蕴含着汉字象形的图式(可见于三代器物铭文、甲骨文等)骈偶构成,而汉语新诗所谓的格律只是单调的排列组合。汉语新诗在这样的机械动力下,只能顺其自然的发展下去。要而言之,新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算是有了不同于白话文运动初期的生命力,所谓汉语朦胧诗的崛起,涌现出一大批年轻诗人,并且受到国际诗歌界关注。考虑到个体与群体意识的不确定对应关系,我们还是尽量不用明确的历史界限划分。在朦胧诗的高潮之后,汉语诗歌过渡到一个口语化的语言逻辑中。再就看不到明显的形式变革了。新诗总的来说,不论如何分门别派都是在“白话文”的形式范围内,我们不如具体探究一下新诗的内容演变。如果说诗言志,那么内容的发展就显得更为紧要。

新诗伊始的斗争

白话文运动发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内忧外患使得文化界思潮风生水起,在独特的历史境遇下,个体意识被逼迫到同一个问题上,那就是是否果断的打破传统文化的陈规。大批留洋知识分子在西方文明的熏陶下,早对以儒家思想(理学)为主体的枷锁深恶痛绝。历史的处境把群体逼向极端,这样的契机就必然导致旧秩序的崩塌式解体,反映在每个领域,有不同表现,思想和知识上主要提倡科学实证精神。文学诗歌却被推向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激荡中,不论是个人情感的表达,还是对民族命运的呐喊,新的文学形式无疑给人们新的审美刺激。

在新诗的历史初期,从大处着眼,主要内涵为“斗争”。一是对传统文化秩序的斗争;二是在民族救亡中参与政治、军事的斗争。各种矛盾的合力作用下,新诗不断从个体到群体进行形式和内容的选择——积淀,而且很快被时代主流所接受。白话文的变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性问题,迄今不过百年左右,未来的历史对它也许有新的考量和定位。人性在时间观念中构成历史性,以个体与群体的空间活动作为历史学的贯穿,那么其中隐藏着无限的不确定性,我们只能抓住某些典型特征考察普遍意义上的历史。诗歌作为一种文明的载体被人性作用推进,从汉语新诗的发生来观照,其形式和内容的整体对古汉语诗歌几乎是彻底反叛,表现在初期可以被看作趋于纯粹的崭新的内容诞生。至于之后各种流派的分类,也不过是同种事质的不同名称罢了。现在读这一时期的诗,大多数让人觉得粗浅、甚至索然无味。这或许是审美心理的历史性落差。其历史是实在的,但在艺术美的美学层次上值得商榷。

跨过尸体的自由

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左右,新诗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主要因为意识形态的禁锢,文化发展几近于毁灭。在大约八千万人被杀死饿死,历史人文遗迹大规模破坏之后,人们终于从巨大的尸体堆里挣扎出来。80年代左右,随着政治局势的部分冰融,百废待兴,文艺也获得了自由的态势,加上西方现代思想、知识的大量解禁、翻译,新诗从中汲取营养,出现了空前的发展。这期间汉字的简化,无疑使我们距离传统文化的基因更遥远了(我对汉字和汉语诗歌的关系在《当下诗歌观察》中有论述,不再重复)。新诗的表达几乎与传统文化断绝关系,几乎都是对西方语言逻辑的模仿。当然这是站在群体表现角度的测量,在个体的精神世界,反叛具有无限可能,只是未能在群体中显示出来。这种隐含的个体存在觉悟可以做无限挖掘。

朦胧诗的出现是人性在偶然和必然性遭遇中被历史选择的进程,是对生命精神的一次活泼生发,孕育出繁富深远的诗意境界。汉语语境在西方现代思潮的导引下,进入对个体秩序和群体秩序解剖反思的存在论领悟。不论是日常的叙事还是宏大的场景,在想象中多能给人“形而上”的神秘启示和精神指向,可以说这是一次诗歌的复兴和发展。对朦胧诗及其代表诗人在艺术史上的地位,目前基本有一个公允的定局,这里也不必多言。

禽兽的狂欢

绚烂归于平淡,在风风火火的朦胧诗崛起之后。人们陷入了激情之后的疲软。这也许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西方思想的催化仿佛在集权政治的压抑中形成抗体,诗人们慢慢堕落了。诗性的上帝死了,人也病入膏肓,濒临死亡。因此,我想着重分析一下我切身体验的诗歌状态。

尼采曾说上帝死了,这是对中世纪压制人类理性的神权进行批判,进而提出“超人”的理想,可以认为这是对存在主义的历史性反应,他否定了上帝,给我们一个活泼泼的人的自我价值奋发实现的理想号召,这样理解可谓是人生的积极态度。中国在几近全盘西化中失去了文明的架构,比附传统秩序的沉疴,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在扭曲的复合中唯利是图,甚至沦为赤裸裸的“丛林法则”,说这是一个禽兽的世界毫不夸张。为数不多的活人被煎熬在邪恶和丑陋中,哀叹着禽兽末日的狂欢。

我们姑且痛心疾首的看看当下诗歌的状态。形式上算是勉强有些发展(在白话文的范畴里),但还是以西方思想为导向,不过是用汉字记录了一些与东方审美关系不大的机械事质。这里必须要说明,艺术的发展几乎全然与哲学呈平行关系或前后呼应关系,而诗歌与哲学是最靠近的艺术,西方哲学主要是“语句”的逻辑结构,中国哲学主要是对单个“字”的意思周延。从当下汉语新诗的情况来看,我不想做出任何流派的分别,大多是对西方语境的山寨克隆。形式的苟且,倒是可以包容,但这绝对是汉语表达的“硬伤”,几乎完全丧失汉语固有的美感。

纵观历史上的伟大诗歌,其内容可以概括为关于幸福、灾难、爱情、信仰、天堂、地狱等人生重大利益的价值观念。但当下中国诗歌从内容来说,很多诗人的写作多以日常小叙事、性描写为主,前者都可以理解,这也许是工业科技时代的精神异化。但是很多对“性”的纯粹描写,几乎是兽性的本能表现。或者说,zing 泛滥——已经成为中国当下的重要价值取向。弗洛依德认为性是一种本能,他是人这种有机体在追寻欲求满足过程中的惰性表现,本能具有趋向原始无机状态的生理属性,也就是死亡。性的积极意义狭义来讲更多是继承动物体的繁殖。死的本能,貌似吻合了福柯所说的“人死了”,但福柯是立足整个全人类现代文明的视域对人的本质多元属性异化所发出的感叹。这与中国当下的意识形态还是有根源和性质上的差异。

诗是人性在被操作的空间里的时间观念对日常情景的剥离和结晶,性生活或者说交配只是一个普通的片段,如果把性作为诗歌的主要内容,将无异于动物在世界之为世界的空间存在论上的此在意义,动物没有从感性到理性的文明积淀,也就是没有时间性纵深的存在思考,只保留着千年如一日的交配繁衍,即使物种基因库的迁徙变异也不能被动物本体认知领会。但动物繁衍的自然有合规律性的“真”——美的客观性质,也能被人性文明以诗意的形式和内容反映和认知。

诗的境遇是立体的网状体积结构——在个体的诗性体验和表达中,存在着滑稽美、优美、壮美等多种不同的分别,美是在存在关系的照面中被焕发确认的,也可以认为是在矛盾中感觉凸显。滑稽之美是在关系中被审美确定为纤细、低劣、反常的事质,比如哈mo自称“长者”骂香港记者、在公开场合梳头、bzi说他在瘟割时期读到啥是比亚,使人在对自我的崇高觉察确认中获得短暂的愉悦;优美是细微、普通、常见的事质,比如一盆花、溪流、山坡等,使人流畅轻松地摄入愉悦的感受;壮美首先给人巨大的压力、惊恐,比如大瀑布、大沙漠、狂风暴雨、星空,使人精神振奋,在深沉的体验中掇得美的实在信息,进而产生精神的激越和留恋,甚至引发对人生的极端思考。这里只作为简单的谈及,对美的分类研究在美学界已经很丰富和成熟,这是我们对诗歌审美的重要指导。这样看得话,当下大多诗歌对日常叙事和xing的沉迷,多是纤细或低劣的个体通俗领悟,其现实的人生意义基本可以概括为滑稽之美。柏拉图说诗比历史要更真实,这诗应该是蕴含着贯通时空的壮美的普遍情理。

口语的形式算是当下汉语新诗可能的进步。在这个范围内,诗歌界自封流派者众多,如跳梁小丑一般膨胀着各自兽性的欲望,却常粗鄙的言及“先锋”,这不但显得滑稽,而且是对汉语不知深浅的可怜嘴脸。

我们必须认识到,艺术的发展主要是对传统经典的反刍才有可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舍本逐末,必将落个死亡的下场。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在我已往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汉语新诗发展的一点小建议:①随着口语表达的成熟、泛滥,以至于流俗,我提倡尝试在其优秀作品的基础上把句子写的“生、拙”一点,这个结果可以在传统汉语中汲取营养。②当下异化局势,众所周知,我们很难再去英雄的、浪漫的“登高一呼”,我们可以在群体中抵达“生、拙”的处境,用语无伦次的吟唱,寄托东方诗性的圆满,这或许也是对汉语文明始源的神秘召唤和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