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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我与地坛》

文/林则徐则林有些事情,就这么在你身上发生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不管你能不能接受的了,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给你任何准备的时间,这就是生命的无常。让人无奈的是,无常本就是生命的一种常态。你愤怒也好、你抗议也罢,反正,你是无论如何也奈何不了它的!除了接受,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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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那么失败,凭什么要我成功?

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动画,猪儿子问他爸爸说:“爸爸,我们要怎么样才能住上大大的屋子?”。猪爸爸回应道:“你现在就要好好念书,长大后赚多多的钱,以后你就可以买到大大的屋子。”听罢,猪儿子不解地问道:“爸爸,那你小时候为什么不好好读书?”猪爸爸听完,倒地晕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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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唢呐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整个村子笼罩在一片昏黄之中,村民们三三两两的从田里回来,孩子们雀跃在回家的路上,随着炊烟袅袅升起,村子里又慢慢开始热闹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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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誓轻许,韶华不负(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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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昨晚未及阖好的浅灰色窗帘,搅醒了还略有些头痛的陆晟,看一眼墙上的时间,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了,身旁的叶浅还没有醒,像只小奶猫蜷缩着,枕头也不枕,只窝在他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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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真事型儿童电影创作上的法律风险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在《什么是教育?》中写道:“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在儿童教育成长的众多助力因素中,电影是重要而有效的一个。小时候我们看过的《三毛流浪记》、《鸡毛信》、《小兵张嘎》、《霹雳贝贝》等,对电影里边的人物记忆深刻,对其中的道理受益终生,甚至我们在某一阶段会刻意模仿主人公的言行。可见儿童电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随着70后、80后为人父母带来的教育升温,以及电影业本身的大发展,儿童电影也在数量和质量上有质的飞跃。而儿童电影的创作有其自身特点,其中一个就是真人真事型电影的比例较大。对于这种电影,有不少法律上的风险需要注意。

一、真人真事型儿童电影创作前的授权

儿童电影由于其体量和内容的限制,来自于真人真事的情形非常多。一些编剧或导演在报纸或网络上看到令自己有灵感的故事,就把它写成剧本,拍成影视作品。要注意,故事具有明显性、典型性的,当事人能被公众识别的,需要获得故事主人公原型的授权。主人公是未成年人的(我国规定18周岁以下为未成年人),需得到其法定监护人的授权。

1.向谁得到授权

《民法通则》第27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 (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4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在作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决定时告知其本人,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以上告诉我们,第一,孩子的故事,要有法定监护人的授权,这就意味着孩子的所谓经纪人、学校、老师等其他人员都没有法律上的授权资格;有顺位在前的监护人的时候,不得由顺位在后的监护人做出授权。第二,法定监护人不能私自决定孩子的相关事宜,需要和孩子本人商量。

2.授的是什么权?

电影改编依据的事实本身并不属于版权法保护的范畴,当事人对经历的事实也不具有权利。即“事实无版权”,真实事件属于公有领域的素材,谁都可以自由使用。例如,任何一家影视公司都可以拍摄汶川大地震主题的电影。但是这种自由是有限的,不仅仅涉及版权的问题。

向故事原型人物得到的授权,究竟是什么权?在美国,这个叫公开权,是从隐私权里发展而来并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存在。公开权是公开私人信息的权利,是指公民对自己的姓名、肖像、经历进行保护和商业利用的权利。公开的方式有许多种,撰写自传、出版写真集、公开日记、召开有关个人信息的发布会等,都是行使 公开权利的方式。在美国,公开权是用于对人格权商业化利用的保护。

我国没有“公开权”这一说,虽然具体人格权被商业性侵犯的现象在我国越来越多,但是我国人格权立法还不完善,偏重对权利中精神利益的静态保护,对财产利益的保护立法还不够完善。向故事原型人物得到的授权,是姓名权、肖像权等具有可识别的人格标识的权利。

肖像权简单来说,就是肖像权人可以对自己的肖像权利进行自由处分,又有权禁止他人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其专有的肖像。电影《隐性的翅膀》说的是真人雷庆瑶的故事:十五岁的花季少女志华失去了双臂后自立自强的故事。这部电影就是故事原型雷庆瑶亲自主演。这里就涉及雷庆瑶把自己的肖像权授权给制作公司。

姓名权是指公民决定其姓名、使用其姓名和变更其姓名并要求他人尊重自己姓名的权利,是以姓名利益为内容的权利。如果上述电影《隐形的翅膀》使用的是故事原型主人公的真实名字“雷庆瑶”的话,所授权还有姓名权。

另外,有些影视作品来自于纪实文学(传记、回忆录等)或独创程度较高的新闻报道(尤其是独家报道),则产生双重授权问题。不仅要取得亲历者(当事人)的人格权授权,也要取得文字作品作者的版权授权。

二、真人真事型儿童电影创作中的隐私权、名誉权侵权风险

出于艺术感染力和商业上的考虑,电影可能会披露主人公不愿公开的私生活,升级主人公与他人的矛盾,甚至虚构一些情节。这些对现实的扭曲和夸大容易导致当事人的人格利益受损,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因而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

《亲爱的》是赵薇主演的拐卖儿童的一部电影。电影原型高永侠说,“里面很多情节我没法接受,比如李红琴给别人下跪,受到殴打和辱骂,为了找证人作证,和别人睡了一觉,最后又生了孩子。”高永侠认为,这些都是没有的事,但在影片最后却播放了她的真实画面镜头,“这会让别人觉得,这些事都是我真实经历的。”

这里,电影可能侵犯高永侠的两个权利。一是隐私权。隐私权是保护自己不愿意公开的私生活信息的权利。在真人真事儿童影视创作中,要注意保护故事当事人的隐私,防止影响到其个人生活。二是名誉权。所谓侵犯名誉权,是指采取捏造、侮辱、诽谤等方法,或者虚构某些事实,造成被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正常生活得到破坏。

假如《亲爱的》中的上述故事曾真实发生,高永侠的隐私权面临着被侵犯的可能;如果上述故事未曾发生,则高永侠的名誉权面临着被侵犯的可能。尽管后来以导演陈可辛的道歉结束了此次事件,但是它给我们起到了警示作用。

再比如韩国儿童犯罪电影《熔炉》,一部被称为“儿童电影改变了国家法律”的代表作。《熔炉》是基于韩国真实事件拍摄而成,它触目惊心地揭露了韩国一所特殊学校的残障儿童遭遇的性侵和虐待。《熔炉》以其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被评选为2011年度韩国十大法律新闻事件之一。这部电影还引发了韩国一系列法律修订。从2011年开始,韩国《社会福祉事业法修订案》、《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又名“熔炉法”)等相继出炉,将儿童性犯罪的最高刑期由15年调至50年,尤其对性侵残障儿童的侵害人处罚加重,韩国也成为亚洲首个对严重性犯罪实施化学阉割的国家。

《熔炉》中,被告的辩护律师是一位司法机关退下来的法官,光州事件是他改行律师后的第一个案子。我有幸在生活中接触过这位律师。电影里把他塑造成一个面目可憎、没有底线的律师,为了达到诉讼目的而买通证人、威逼利诱。这些夸张的艺术情节导致他的现实生活受到严重干扰,每天一开门就是一众记者在家门口蹲守,网上对他的谩骂也是不绝于耳。他气愤也无奈地对我说,电影太夸张了,当时的情况并不是那样,他想提起侵犯名誉权的诉讼。后来的情形不得而知,但是此事给我的印象也很深。

儿童电影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电影,它来自于真实事件的可能性极大,这就要求创作者在作品中,对可能损害到他人的隐私权或名誉权的地方,都要小心处理。否则,构成民法上的侵犯隐私权、名誉权,要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如果情节严重,还可能构成犯罪。如果侵犯的是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即使程度不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9条也格外规定,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事前征求意见、获得书面授权、电影故事情节处理、字幕上的提示等等,都是处理这类风险的有效方式。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字幕上的提示要有效,要做到使一个正常的观众能够区分电影人物和实际人物的程度。比如电影《亲爱的》中,创作人员已经在片尾中做出了“本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部分情节并未真实发生”的表达,但是没有具体指出哪些情节是虚构的,那么整部影片会引起观众的联想,已然无法避免侵犯原型人物的合法权利,因此,这样的做法未必能为创作者免责,需要引起重视。

(作者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马丽丽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