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太一】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1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赦免其子亨特·拜登，这一举动不仅掀起了美国舆论的轩然大波，也引发了关于美国政治道德底线的激烈讨论。从一开始在竞选期间声称“不会干预司法”去赦免自己的儿子，到最终在进入执政“跛脚鸭”状态后选择赦免自己儿子的联邦重罪，拜登的反转令许多人深感震惊，却也并不让人非常意外。

然而，拜登的这一反转并非孤立事件。在特朗普宣布了一系列“帮派化”的、任人唯亲的人事安排计划后，美国政治道德的进一步滑坡正呈现出令人担忧的趋势。拜登的赦免与特朗普的极端做法，仿佛是美国政治两极之间“比谁更低”的较量。

从“不干涉司法”到“为了家庭”——拜登的反转

拜登曾公开承诺不会动用总统权力干涉自己儿子的案件。他在之前的采访中表示，司法独立是美国民主的基石，不会为了家庭成员的利益破坏这一原则。然而，当亨特·拜登因税务问题和非法持有枪支罪面临判刑时，拜登最终还是选择了动用总统赦免权，为儿子亨特免除刑罚。这一决定与他先前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拜登在赦免声明中说道：“亨特已经戒酒五年半，他的努力值得被承认。那些对亨特进行无情攻击的人，真正的目标是我。我不能允许他们继续这种行为。”这样的言论，不仅是对公众信任的挑战，更是对司法独立性的伤害。总统赦免权本应用于特殊情况下的矫正司法不公，但拜登将其用作保护家人的工具，这无疑令美国公众对其领导能力和道德操守产生质疑。

美国总统拜登（右）及其儿子亨特·拜登（左）。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拜登在执政初期其实非常在意自己的道德底线，也想和“拿司法武器清算政敌”划清界限。正因如此，拜登政府针对特朗普的几起官司启动缓慢，哪怕证据充分，最终绝大多数案件还是不了了之。特朗普被指控涉及多起严重案件，包括2020年大选后试图推翻选举结果以及处理机密文件的违规行为。拜登当初的相关做法在一些人看来是一种政治算计：拜登政府不愿意激怒特朗普的支持者，试图避免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

然而，这种选择性司法也让拜登政府难以自证清白，且同时面临来自左翼和右翼的不满：左翼认为拜登为了自己个人利益而没有很好地保护美国民主；右翼则认为对特朗普的好几项司法案件迟迟没有实质性进展，本身就说明案件是政治考量驱动下的打压对手。

特朗普的党派化人事安排：另一种极端

拜登的赦免行为固然备受争议，但特朗普在党派化人事任命上的做法则是另一种对政治道德的践踏。在2024年大选后，特朗普宣布了一系列震惊外界的任命计划，彻底将联邦政府的关键岗位“帮派化”。

特朗普在胜选后不久宣布，打算提名马特·盖茨为司法部长。盖茨以对特朗普的忠诚和强硬的党派立场著称。他获得提名一事，被认为是特朗普推行“清理政敌”计划的重要一步。然而，由于盖茨涉及丑闻曝光，不得不在压力下退出。随后，特朗普提名前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帕姆·邦迪接任这一职位。

帕姆·邦迪是一位“美国优先”的坚定支持者，她在声明中表示，将努力让司法部回归其真正使命：打击犯罪，为美国民众服务。然而，她对党派利益的公开表态却令人担忧。特朗普称，邦迪“聪明而强硬”，是共和党为实现“政治清算”而需要的斗士。在特朗普看来，司法部早已沦为“党派化的工具”，他试图通过人事安排将其扭转为自己的支持机器。

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候选人、前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帕姆·邦迪 美媒资料图

更具争议的是，特朗普宣布将任命卡什·帕特尔为联邦调查局局长，很可能在现任局长克里斯多弗·雷到2027年的任期结束之前就将其顶替。帕特尔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以其对“深层国家”的批判闻名。他公开表示，上任第一天就要关闭联邦调查局胡佛大楼，并将其改造成“深层国家博物馆”。帕特尔的言论将拜登治下的联邦调查局直接塑造成特朗普的对立面，并试图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与此同时，令很多民主党人震惊的是，帕特尔还威胁要追究媒体和政府内部反对者的责任。他表示，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追责，他都会对“操纵选举、误导美国民众”的人采取行动，虽然这种主张一直都缺乏有力的证据。这种带有强烈报复意味的宣言，不仅威胁到了美国的媒体自由，也挑战了美国民主的基本原则。

除了盖茨、邦迪、帕特尔外，特朗普也陆陆续续把自己的亲朋好友提名到下一届美国政府的重要岗位上，甚至连两位亲家都将担任要职。

政治报复也显然将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核心议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已摒弃对传统政治智慧的遵循。他不再听取“告诉他不该这样做”的顾问意见，而是倾向于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这样的政治策略可能会吸引更多极端支持者，但也必然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

米歇尔·奥巴马的“高尚”理念已失效

201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美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曾在面对政治对手的攻击时提出了“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当他们选择低俗时，我们选择高尚”）的理念。然而，拜登和特朗普的行为表明，这种理念在当下的美国政治中已不再适用——米歇尔·奥巴马自己今年也确实对当年的那句话有了反思，不再重提。

如今美国的政治博弈，更多的是谁能更快地突破底线，谁能以更极端的方式对付对手。

拜登赦免亨特的举动，可以被解读为对特朗普极端操作的一种回应；而特朗普党派化的人事安排，则是对拜登政府“软弱”的进一步反击。这种互相竞争的模式，已将美国政治拖入了一个“道德竞次”的深渊，让美国进入了道德双向滑坡的时代。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拜登赦免儿子的决定，抨击是“滥用职权”。

拜登之所以在此时宣布要赦免自己的儿子，哪怕面临“晚节不保”的风险，很大程度上也是看到了特朗普即将推进“政治清算”而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不得不降低底线以求对家族的保护。拜登与特朗普的行为，虽然表面上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本质上都反映了美国政治中的同一个问题：道德底线的急速滑坡。拜登以家庭为借口破坏司法独立，而特朗普则以“清理”为名推动美国政府“帮派化”。两人看似对立，实则共同加剧了美国政治的危机。

拜登的赦免行为传递出一个危险信号：在美国，最顶层的领导人可以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司法制度之上。而特朗普的极端人事安排，则让人对政府的公正性产生深深怀疑。一个赦免儿子，一个清算对手，两种行为虽形式不同，但都动摇了公众对美国政治体系的信任。

拜登的赦免事件和特朗普的极端行为，不仅是个别政治人物的选择，更反映了美国政治体制的深层危机。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的政治文化逐渐从追求妥协和共识转向对抗和分裂。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双方都在竞相寻找短期内最大化政治利益的方法，而非从长远角度思考国家未来。这不仅让人质疑两位领导人的价值观，也为未来的政治斗争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双方都继续沉迷于“向下的螺旋”，美国政治将难以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