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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民国想象更可怕的,是士绅想象……


观网昨天登了一篇《对蒋政权的想象可以休矣》,读后深受启发。我对文中的观点很赞同,而延伸想到的一点是,这几年,随着舆论工作的发展,民国热已有退潮之势。稍有些历史常识和分辨能力的人大概都不会再被某些谜之洗白的微信文章洗脑了。但另有一种趋势让人看着揪心,那就是士绅想象。

最近加了几个读书群,里面对传统士绅的那种想象和仰慕哟,简直让人无法言说……日常的留言基本就是这样的画风:

“哇,这个家族竟然出了那么多进士,那么多才女,真的好腻害!!!”

“这个士绅建了个临江别墅藏字画真的好有品位!!”

慕古之情本来也没什么,但言及现实就无比尴尬,成天“你的国,如何如何”……

两相对比,不由使人感慨:你们真的懂士绅嘛???

学者对于“士绅”的定义很多,个人比较认同的是中间阶层说。所谓士绅,就是处于官府与普通民众中间的阶层,这一阶层通常是有钱(多数靠地租生活)、有闲、有情调的。凭着这“三有”,他们可以培养子弟擢巍科、列崇班,扬家族之名于天下;也可以构建社会网络,并在地方事务中活跃。

在今天不少人看来,他们的生活是精致高雅的,他们的品德是高尚无私的。但试问,如果其家族不再拥有这么多地租,他们还能精致的起来吗?还愿意分出一杯羹给贫苦之人嘛?脱离社会结构谈优雅,实在有失偏颇。

同样在昨天,看到维舟写了一篇书评名曰《最后的救援者》,讲的是庚子事变之后的故事。在这儿,我摘几段关键性的论述给大家看一下:

1900年(庚子年)夏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狩,直至两天后才在途中布置京城留守事宜,然而他们却不知自己任命的三位留京办事大臣没有一个身在京师。此时通信系统瘫痪,音讯断绝,北京城中陷入大乱,没有任何力量出面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每个人都只能各谋生路。在这危急关头,江浙的一群士绅组成救济会,通过各种渠道将北京城中的一些官员救出,史称“庚子救援”。由于这一堪称史诗般的救援,原本居留北方京津地区的数千名政治、文化精英在很短时间内南下上海,极大地促进了上海随后在文化上的崛起,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格局。

东南绅商这么做,既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也是传统社会演变的产物。所谓的“义”的概念,正是社会网络中跨越熟人社区边界的产物,同时又由这种社会价值的肯定提供内在驱动力,其组织能力也由此发展而来。当然,1870年代在江南社会兴起的“义赈”是一种新型的慈善赈济模式,因为其救助对象超出了江南这一地域范围,且“民捐民办”,“不必受制于官吏,而听其指挥”。但它之所以在此时兴起,与其从这些绅商的经济力量增长中找原因,倒不如注目于国家力量的衰退:这里值得再次征引梁其姿的看法,她认为慈善组织受到“权力场”的影响,当权力介入民间组织后,组织终会衰落。就此而言,慈善组织在晚清的活力再现,本身恐怕是因为太平天国战争后国家力量不振,因而民间力量得以自觉地填补这一权力真空。

1905年动员和组织整个上海华人社会抵制美货的上海总商会,其行动的逻辑已是相当现代的组织、抗议,这和很大程度上依赖传统组织网络和儒家价值观的庚子救援相比,可说是革命性的变化。武洹宇在《中国近代“公益”的观念生成》一文中指出,传统中国社会对“公益”的理解是基于“义行”、“义举”或“善举”等儒家概念,但到19世纪末则生出一系列新的语义,承载了政体转型中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实际张力,“致使原本发挥治理补充作用的慈善转变为主动引导社会变革的公益”,带动了“新型公共意识”和国民意识的兴起。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下看,庚子救援时期那一批绅商可说是最后的施善者,是从传统到现代、从个人积善到公共慈善的过渡。他们推动了变化,但却无法在之后的新时期继续扮好角色,因为整个舞台都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所以“最后的救援者”,潜台词就是,在国家危亡之时,上层崩溃,中间阶层开始充当中流砥柱。

不独清末如此,在明末也是这样。

以前读昆山大姓“雍里顾氏”的遭遇时,就让我很感动。说是在明清鼎革昆山城陷之时,族中子弟“以不屈死者,在官在家不下数十人”。族人顾茂才自闻都城陷落后便心痛不已,自言:“我虽一青衿,而祖宗七世食禄,受恩一二百余年矣。生不能为国复仇,死当为厉鬼杀贼!”

这种深厚的家国情怀远比所谓精致的生活态度来得更加夺目。而这种情怀与责任感正是传统士绅文化在当代最有现实价值的部分。

可惜的是,如今爱追忆士绅的人,大多只想要士绅的待遇而不想要士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