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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薦書|大衛·休謨傳


撰文:歐內斯特·C. 莫斯納

翻譯:周保巍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大衛·休謨,18世紀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休謨建立了近代歐洲哲學史上第一個不可知論的哲學體系。

半個世紀以來,莫斯納的《大衛·休謨傳》(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17年9月)一直是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和作家的現代最權威的傳記。這本書不僅對大衛·休謨的生平有詳細的著述,披露了關於休謨的罕見史實,同時也還原了一個精彩紛呈的18世紀,更探究了休謨所有的智識領域和智識活動,探究了作為哲學家、政治理論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文人的多重面向的休謨,休謨的哲學——作為一種心智傾向,它為自己找到了這些面向不同的表達方式——在本書中得到充分的體現。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第三十九章《哲人之死》。

周六薦書|大衛·休謨傳

“我估計將不久於人世。”

1

除了不時出現的論爭,其日益加重的病情也嚴重地侵擾了休謨晚年的幸福。自1772年起,休謨的身體狀況就開始每況愈下,只是他儘力向身邊的朋友隱瞞了這一切。三年後,他的病情開始急劇惡化,以至於一年之內就猛瘦了70磅。夜裡的高燒、嚴重的腹瀉和內出血,所有這些病症都讓休謨意識到:這些病痛也曾長期折磨過他的母親,並最終導致其死亡。基於這種意識,也基於他知道他與其母親體質相同,對於不可避免的死亡,休謨已能坦然面對。這位哲學家或許還會想起巴特勒主教的一句話:“一切皆有定數。”就這樣,內心釋然的休謨儘可能地繼續從事其正常的活動。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還在心懷善意且生龍活虎地給久違的朋友們寫信;還在校訂他的《隨筆和論文》和《英國史》;還在關心愛丁堡大學和蘇格蘭教會的補缺;還在如饑似渴地品讀新近出版的書籍。簡而言之,一切活動如常。

當時,休謨正翹首以待的兩本書,一本是愛德華 ·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本是亞當 ·斯密的《國富論》。1776年春,在迫不及待地讀完這兩本書之後,休謨提筆分別給這兩位作者寫了賀信。在給吉本的信中,除了頌揚,休謨還夾雜着些許民族主義的自矜:“無論是就您行文的高貴和論題的深入而言,還是就您學識的廣博而言,我都必須給予大作以同等的尊敬。而且我承認,倘不是先前曾有幸與您相識,那麼,從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英格蘭人之手誕生出這樣一部作品,將不免讓我感到些許詫異。您也許會對這種觀點報以訕笑。可是在我看來,在近乎整整一代人的時間裡,您的同胞自甘墮落,投身於野蠻而荒謬的黨派鬥爭,從而將一些風雅之學(polite letters)全都拋之腦後。因此,我已不再指望他們能創作出什麼有價值的作品了。”在給斯密的信中,休謨寫道:“由於您自己、 您的朋友和公眾都對您的這部著作抱有甚高的期許,所以,我一直都對它的面世提心弔膽,但現在我終於可以長舒一口氣了。”在就一些經濟問題向斯密提出商榷之後,休謨繼續寫道:“這些問題以及其他的一百多個問題,我們只有在面談時才能說清楚。如果您不反對的話,我自認為我們很快就能見面。我希望我們能早一點見面,因為我的健康狀況已非常糟糕,已經不起一再拖延。”

由於身體日益虛弱,休謨開始婉拒朋友們的邀約,並總是抱怨他們給他安排的房間要麼過冷,要麼過熱,說他已經睡慣了自己的床和床墊,已不再能忍受旅行的種種不便了。相反,休謨的朋友們總是懇請他們“親愛的、固執的大衛”,他們“執拗的哲學家”,他們“善變的、一會一個主意的女孩”大駕光臨。不過,他們總是溫和而寬容,因為他們知道——儘管他們不願意承認:他們的大衛與他們共處的時日已屈指可數。 

1776年3月,繼阿里莫勛爵( Lord Alemoor)之後,繆爾男爵( Baron Mure)的離世讓愛丁堡的文人圈悲悼不已。大衛哀嘆道:“男爵是我的老朋友,也是這個世界上我最好的朋友。”在男爵辭世后不久,布萊爾寫道:“可憐的大衛·休謨,他的身體狀況正在迅速惡化。一想到他的辭世,我就會提心弔膽,甚至不寒而慄。最近,我們圈子裡幾位朋友的相繼離世,已讓我們備受打擊,而大衛如果再有什麼三長兩短,這將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1]休謨的朋友們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建議:有人建議他在家靜養;有人建議他到英格蘭和國外去療養。休謨仍選擇信任其當地的三位醫生朋友:約瑟夫·布萊克博士(Dr Joseph Black)、威廉·卡倫博士(Dr William Cullen)和弗朗西斯·霍姆博士(Dr Francis Home)。他們勸他在家靜養,“在聖大衛街安詳地死去,要好過去任何地方”。

但是,身在倫敦的約翰·普林格爾爵士(Sir John Pringle)一直迫不及待地誠邀休謨去倫敦。自1745年辭去愛丁堡大學的教席之後,他已成為現代軍事醫學領域聲名卓著的奠基人和英國皇家學會的主席。早在1775年春,普林格爾爵士就致信休謨道:“我近來屢屢聽聞您身體暴瘦,而且夜裡一直高燒不退。儘管我現在對愛丁堡的醫療水平頗有佳評,但是,出於對您的關心,我還是希望,實際上是誠摯地懇請您今夏來一趟倫敦,看看我到底能為您做些什麼。 ”之後的第二年,普林格爾爵士一直在為休謨開方診治。1776年4月,因架不住倫敦一干友人的苦苦相勸,休謨終於答應前往倫敦。“除了擔心這會讓我提前去見閻王爺外——這壓根不是理由,您再也找不到反對的理由了吧?”休謨向布萊克博士垂詢道。 

4月18日,也即在離開愛丁堡的前三天,休謨撰寫了《我的自傳》。在其中,休謨承認:“我的腸胃病”竟成了“致命的不治之症。我估計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對於生死,我現在早已看破”。作為一位名人,也作為一個因在宗教和靈魂不朽問題上的見解而臭名昭著的異端,休謨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死亡方式將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他是一位哲學家,他決定以哲人的方式赴死,從而讓公眾相信:面對死亡時,他無愧於自己的哲學原則——既不抱有任何希望,也不懷有任何畏懼。因此,《我的自傳》部分是自傳,部分是宣言。正是在為自己的死亡做準備的過程中,我們的這位哲學家向正統的宗教觀點發出了莫大的嘲諷。

在1月4日草擬的新遺囑中,休謨對於生死的超然和洒脫態度已可見一斑。4月15日,休謨又在這份新遺囑上添加了一條附錄。依照遺囑——霍姆伯爵是遺囑的見證人,九泉的約翰·霍姆既是第一繼承人,也是首要的執行人,萬一約翰·霍姆在休謨之前故去,就改由其次子大衛擔任。其姐姐凱瑟琳將獲得1200英鎊的現款遺贈,位於詹姆斯宅邸的那棟房產的“終生租金”,以及她自己挑選的100本書籍。不僅如此,休謨還給他的三個侄子和兩個侄女做了專門安排。所有的僕人都將拿到一年的薪酬,而佩吉·歐文(Peggy Irvine)將拿到三年的薪酬。休謨不僅向一眾親友分贈了各種小禮物,更是向達朗貝爾、亞當·弗格森和亞當·斯密這三人分別贈送了200英鎊現金。並向愛丁堡醫院贈送了50英鎊。

與原始遺囑寫於同一天的“附錄”寫道:

不管我死於蘇格蘭何地,我都將以一種私人的方式埋葬於卡爾頓教堂墓地(Calton Church Yard)的南面。可以在我的墓穴之上建一座墓碑,但其靡費不可超過一百磅。墓碑刻上我的名字及生卒年月即可,其他的任由後人評說。 

[休謨的墓碑是由其朋友羅伯特·亞當(Robert Adam)設計的。數年後,亞當·斯密評價道:“我不喜歡那塊墓碑。這是我在我的朋友休謨身上所看到的最浮華無益之物。 ”]4月15日的另一條補充條款,還為重建邱恩賽德橋(Bridge of Chirnside)提供了100英鎊贈款,但前提是:建橋所用的石頭不能取自九泉的採石場,已經開採好的除外。休謨還向其侄子約瑟夫贈送了50英鎊,以用於修建“一條環繞九泉老宅的通暢便捷的下水道”,前提是:如果這項工作不能在一年內完工,這些錢將被轉贈給邱恩賽德教區的窮人。

2

休謨最感焦心的仍是其手稿的處理,尤其是那些尚未出版的手稿的處理。他下定決心要確保《自然宗教對話錄》的出版。這本書寫於1750年代早期,初校於1760年代早期,並在其生命的最後幾個月里,休謨再度對它進行了校訂和潤色。休謨並非不願意發表那兩篇扣壓的論文——也即《論自殺》和《論靈魂不朽》,但他並未堅持己見。前面所提到的給吉本的那封信表明:休謨急於看到吉本是如何處理早期基督教史這一棘手的題材。“我知道您性格一向沉穩;但是,在處理這一題材時,您不可能不授人以柄並招致猜疑,因此,您不難預料隨後必將有一場喧囂。”吉本對宗教題材的處理之所以讓休謨大感興趣,部分是因為它提醒休謨:自己的宗教著述同樣可以付梓於世。

《自然宗教對話錄》是休謨的驕傲,正如其向威廉·斯特拉恩所坦承的那樣:“我的一些朋友向我大唱諛詞,認為它實為我所寫過的最佳著作。此後,我一直將其束之高閣,沒有出版,因為近年來,我一直想過一種安寧的生活,遠離所有的是非紛爭。”但事實證明,《自然宗教對話錄》的出版的確十分棘手。在最初的遺囑中,休謨將其手稿全權委託給斯密,唯一的要求是:務必將《自然宗教對話錄》出版。但當遭到斯密的婉拒后,休謨又對他的這一要求做了限定,並於5月3日授予斯密見機行事的自由裁量權。因不滿於這一結果,休謨遂決定立即將其付梓,但因其糟糕的健康狀況而只得作罷。最後,在8月7日,休謨又在其遺囑上新增了一個補充條款,規定:所有手稿均交由斯特拉恩保管,並希望他能在兩年內出版《自然宗教對話錄》,而那兩篇扣而未發的論文也交由他全權處理。休謨希望將《我的自傳》置於其辭世后第一版著述的篇首。這條補充條款事後又增加了一條決定性的內容,它規定:“無論出於何種原因,設若在我辭世兩年半后《自然宗教對話錄》仍無法如期面世……那麼,其所有權將轉歸家侄大衛。為了滿足其叔叔的最後一個心愿,他有責任將其出版,並必將因之而受到世人的稱許。”就這樣,作為一個行將就木的文人,休謨終於了卻了他最後一塊心病。

如果說此次英格蘭之旅並未改善休謨的健康狀態,那麼,休謨也算是不虛此行,因為它證明了休謨友人對於休謨的深情厚誼。4月20日,休謨告訴斯特拉恩:“我明天就要乘郵車去倫敦了。但是,能否順利抵達尚是一個未知數。這將是一次緩慢的旅程。”一路上不僅有男僕科林·羅斯(Colin Ross)的貼身照料(他是已故的繆爾男爵遺贈給休謨的),而且還準備了許多靠墊,以支撐休謨乾枯的身軀。就這樣,我們這位哲學家就不甚熱心地從聖大衛街出發,並開始了其人生中的最後一次旅行。

兩天後,正當休謨在莫佩思(Morpeth)一家旅館安歇時,站在門口的科林看見一輛馬車駛了進來,裡面坐的正是劇作家約翰 ·霍姆和亞當·斯密。這次相遇並非純屬巧合,因為為了探望老友休謨,他們正在急匆匆地從倫敦趕往愛丁堡。亞當·弗格森曾告訴身在倫敦的約翰:“我恐怕大衛撐不了多久。 ”“我希望我們很快就能在愛丁堡見到你。在我們都抽不開身的時候,你可以多陪陪他。”於是,約翰立馬決定返回愛丁堡,而亞當也決定隨行。在莫佩思,他們一致同意:亞當繼續前往蘇格蘭,以照顧其卧病在床的母親,而約翰則陪同大衛前往倫敦或者巴斯,如果溫泉有療效的話。

現在,沉悶乏味的旅途因生性活潑的約翰的到來而增色不少。這位劇作家驚訝地發現:其朋友“從沒未像現在這麼開心,也從未像現在這樣才賦超群,他的記憶力、理解力和機趣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當大衛第一次踏上那輛馬車時,他注意到車上有兩把手槍,於是他輕描淡寫地評點道:由於他已沒有什麼東西可搶了,所以,還是讓他的同伴去與劫匪們做殊死搏鬥吧。要讓郵差以每小時不足五公里的速度向前行駛,這誠非易事,因為他們痛惡被路上的每一位旅客所趕超。其中的一位郵差尤其如此,他根本就不願減速,每當他因為速度太快而受到呵斥時,他就鞭打他的馬。“這是在拿馬撒氣(Pour se dé dommager),”大衛一針見血地評論道。 

在馬車上,這一對友人輕鬆地聊起了政治,並無所顧忌地品藻人物。大衛全面地回顧了他的一生,尤其是他在法國的經歷。在對世界形勢做了廣泛的探查之後,休謨悲嘆道:“作為世界上兩個最文明的民族,英國人和法國人將一蹶不振,而身為野蠻人,德意志和俄羅斯的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的權勢和聲望將如旭日東升。”大衛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說道:他此番去倫敦,只是為了取悅他的朋友,他們每個人都會讓他折壽一個星期,他們對此負有責任。“因為,”他說道,“你們肯定都認同色諾芬的說法。他指出,即便一個人已奄奄待斃,也沒有任何人有權殺死他。”休謨還平靜地說起他在卡爾頓墓園剛買下的那塊地,並指出約翰不願談這個話題毫無意義。他承認,除了不願被“運往”國外——他更願意死在國內,他已做好準備去約翰·普林格爾爵士和倫敦的朋友們所安排他去的任何地方。

大衛一路上胃口尚可,除了喝水,其他的飲料滴口不沾,而晚餐也只是一個雞蛋。休息的時候,他們就玩惠斯特牌或皮克牌( whist or picquet)。當隻身一人時,大衛總是手不釋卷,研讀古典著作。他們一行於五月一日抵達倫敦,並投宿於與埃利奧特小姐家只有數步之遙的帕金斯夫人家。

約翰·普林格爾爵士接手休謨的診治。他宣稱,休謨的病情並無大礙,只不過是腸梗阻而已;愛丁堡的醫生全都錯了;巴斯溫泉肯定能治好他的病。休謨在倫敦的友人全都趕往帕金斯夫人家探視,這其中就包括斯特拉恩和吉本。後者寫道:“看到休謨途經倫敦,看到他那虛弱的身體和堅強的心靈,我既開心又難過。 ”經過幾天的修整和放鬆之後,大衛和忠實的約翰繼續趕往巴斯。

路上,他們就一個永恆的話題發生了友好的爭執:如果亞當·弗格森、約翰和大衛都是相鄰各邦的君主,他們將如何統治他們的王國?大衛不厭其詳地闡述了他將如何培植和平的技藝,而他的朋友們則着力強調戰爭藝術的重要性。作為自保的最後一招,休謨將給其中的一位國王提供津貼,以資助他去攻打另一位國王。經過長期的征戰,他終將成為這三個王國的主人。大衛一說到這種典型的借刀殺人之計,兩位摯友總是忍不住哈哈大笑。這讓路人們不由得認為,他們實在是最快活的旅人。

而在紐伯里(Newbury)附近的書脊山(Spine Hill)的一家旅館里,他們發現了一個釣魚派對,其成員有海軍大臣桑威治勛爵(Lord Sandwich)和其他幾位官員,以及“兩三位風塵女子”。在給倫敦精明的政客威廉·斯特拉恩回信時,我們的歷史學家說教道: 

就我貧乏抑或淵博的歷史知識而言(我的歷史知識到底是淵博還是貧乏,可由您和約翰遜博士來定奪),我還不記得有任何這方面的先例。而且我敢斷定:這樣的事例是絕無僅有的。在大英帝國命懸一線、生死攸關的時刻,作為海軍大臣(在海軍部,他向來擁有說一不二的權威),他居然如此的閒情逸緻,如此的心平氣和,如此的心不在焉,如此的散漫無歸,以至於在一年之中的關鍵時節,在一個距其辦公地點六十英里的地方以捕魚為樂!僅僅這一事實就足以判定這個國家的命運。在未來的史著中,通過敘述這個光怪陸離的歷史插曲,從而引申出此後的一系列宏大事件,這將讓史著何其增輝!


在巴斯,約翰·古斯塔德博士(Dr John Gustard)接手了休謨的治療。他發現,休謨所患的既不是布萊克醫生所講的出血症,也不是約翰 ·普林格爾爵士所稱的腸梗阻,而純粹是一種膽汁失調。這個病,溫泉療法幾乎無往不勝。我們這位博學多識的病人遂開始抱怨,由於其所患的只是普通的膽汁失調症,他幾乎已對死於那兩種用希臘文命名的疾病不抱什麼希望了。然而,事有湊巧的是,作為當時最久負盛名的外科醫生和解剖學家,約翰·亨特(John Hunter)恰巧也要趕往巴斯,並表達了願替休謨看病的願望。在做過指檢之後,在給其兄長的信中,休謨寫道:“我的肝臟上有一個腫塊。”雖然獲得了實物證據,但我們的經驗主義哲學家卻一點也開心不起來。他觀察道:“這一事實,雖非出於理性分析,但明眼人一看便知,並且經過當今歐洲最偉大的解剖學家的法眼,應該說已確定無疑。而且唯有它方能解釋我目前的身體狀況。”

3


此後不久,休謨自己就能感覺到“腫塊”的存在,發現它“大約有雞蛋那麼大”,“呈扁圓形”。“如果這都不能說服你,那真是見鬼了!”他告誡諢號為“魚”的克勞福德道,“甚至那個虔誠的使徒聖托馬斯,除了相信自己手指所觸碰到的東西,絕不信有其他的權威存在。他們告訴我說:由於戰場已從大腸轉移至肝部,我從中多有獲益。但是,儘管將軍們驍勇善戰,我對‘取勝’並沒有抱多大的希望,甚至還沒有我們與美洲的戰爭勝算大。”此後,當醫生們繼續為疾病的位置爭論不休的時候,休謨依然平靜地自得其樂。實際上,就證據所及,現代醫學或許會認為:儘管無法排除腸癌的可能性,但休謨很可能死於由急性桿狀菌痢所引發的慢性潰瘍性結腸炎。 

在給休·布萊爾的信中,哲學家高興地寫道:“您一定聽說過約翰 ·霍姆所帶給我的那份驚喜……再也沒有什麼舉動比這更友好、更恰逢其時了:要不是我們之間的談話(conversation)、打牌(有時甚至是爭吵),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挨過這倦怠無聊的時光!可以肯定,正是有了約翰·霍姆的陪伴,此次旅程才會收到如此好的效果……”與此同時,休謨還不忘藉機打趣這位教士,他隱晦地暗示:“為了讓她改信無神論,或為了讓我皈依基督教”,他或許會接受他所認識的兩位巴斯女士的邀約,與亨廷頓伯爵夫人會面。“我希望,”休謨補充道,“我還有精神開這個笑話。”而一向嚴肅的休·布萊爾卻信以為真,趕忙回復道:“我不希望……你與那幫衛理公會教徒廝混在一起。無論你是開玩笑還是認真的,我都不希望你與那幫人有任何瓜葛。你與她們的任何交往都將遭到訛傳。你名動天下,發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事,都會被添油加醋,並附會上一些愚不可及的故事。”

事實證明,巴斯溫泉不僅與健康無益,甚或有害,休謨返鄉之情日切。但直到6月底,約翰和大衛才途經倫敦,並取道北上返回蘇格蘭。27日,休謨從唐卡斯特給布萊爾寫了最後一張便箋:

約翰·休謨先生,或者說霍姆先生,或者說那位霍姆先生,或者說那位新晉的保管人大人(Lord Conservator),或者說阿斯爾斯通福德(Athelstoneford)的那位新晉的福音堂牧師,已經安排妥當,將和他的朋友於星期三晚上準時抵達聖大衛街。他已邀請布萊爾博士的幾位朋友與他一道在那裡共進晚餐,時間為7月4日星期四。懇請布萊爾博士屆時務必大駕光臨。

休謨的絕大多數朋友都參加了這場告別晚宴,儘管有羅伯遜博士缺席此次宴會的傳言,因為他寧願接受此前的一個邀約,去參加一場甲魚宴。 一個有意思的巧合是:就在他們聚會的當天,美國的國父們在費城簽署了《獨立宣言》,從而也使7月4日成為世界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天。與其絕大多數朋友不同,當這個消息數日後從美洲傳到愛丁堡時,尚在人世的大衛·休謨由衷地感到高興。

當發現休謨“身體狀況越來越差”之後,其愛丁堡強大的“醫療團”開始對他進行會診。儘管承認休謨的肝臟上有一個小腫塊,但他們仍堅稱英格蘭醫生的診斷是“荒謬的和錯誤的”,正如之前的診斷,休謨真正的病因是一種出血症。“死於這種病與死於其他病並無兩樣,”休謨反駁道。當樂觀的醫生們在休謨的朋友中間到處宣揚已治癒其病患時,休謨發現這個消息大受歡迎,“因為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新消息。”在嘲笑完醫生之後,休謨開始靜下心來,一邊對其作品做最後的修訂,一邊翻閱新書,並與友人們做最後的道別。

此時,一位友人——儘管算不上是摯友——前來探望這位垂死之人,而他之所以前來探視,與其說是出於同情心,不如說是出於病態的好奇。這個人就是詹姆斯·鮑斯維爾。他想知道的是,在大難將至之際,休謨是否改變了其對於來世的看法。7月7日,星期天,當鮑斯維爾匆匆忙忙地趕往聖大衛街時,他發現休謨正獨自一人斜躺着在客廳里。“他形銷骨立,臉如死灰。他身着一件鑲有白色金屬紐扣的灰外套,假髮蓬亂,與以往的肥碩模樣簡直判若兩人。手裡正拿着一本坎貝爾博士的《修辭哲學》。他看起來平靜,甚至歡愉。他說他正在走向生命的終點。我想,這是他的真心話。”

儘管鮑斯維爾試圖營造出一種神秘的氛圍——“我不知道因何談到了靈魂不朽這一話題,”但他立馬暴露出其此次來訪的真正目的,也即藉機打探休謨對靈魂不朽這一論題的看法。“他說,自從開始閱讀洛克和克拉克以來,他便不再有任何宗教信仰。我問他,他年輕時是否已不再是一位虔誠的教徒?他說是的……然後,他毫不隱諱地指出,任何宗教道德都糟糕透頂,當他說出‘每當聽說某人是一位虔誠的教徒,他便得出那人其實是一個惡棍的結論,儘管他也知道有些大善人也是虔誠的教徒’這句話時,我真的覺得他一點都不像是在開玩笑。……我急於知道的是,當大限將至時,他是否依然不相信來世。就其剛才所言,以及其說話的方式看,我相信他依然不相信來世。我問他,是否有可能有來世?他回答道,放進火里的一塊木炭有可能不燃燒嗎?他還補充道,永生只是人類最不合理的一個幻想……我問他,靈魂死滅的想法是否從未讓他感到不安?他說他一點都沒有感到不安,正像盧克萊修所觀察到的那樣,這種不安並不比他此前並不存有靈魂死滅這種想法時的不安強烈……我不斷地試探他……說來世肯定是一個 令人愉悅的觀念。他說並非如此,因為我們唯有透過一個陰鬱的媒介才能看到來世。在抵達來世之前,我們總是要經過一條火焰之河(Phlegethon)或地獄。‘但是,’我說,‘有望與老朋友重逢不是很令人快意嗎?’我提到了他最近剛剛辭世的三位故友——也即基斯大使,阿里莫勛爵和繆爾男爵,因為我知道他對他們甚為推崇。他承認,這當然令人快意,但又補充道,他們中沒有人會抱有這樣的想法。我相信,他本意是指他們中沒有人會抱有這種愚昧透頂的想法。因為他對任何事總抱有一種粗暴的、不由分說的懷疑。‘不,’我說,‘阿里莫勛爵可是一位信徒。’大衛承認他曾有過一些信仰。”

“事實上休謨一直談笑風生,整個談話氣氛一點都不壓抑;瀕臨死亡看起來一點都不可怕。更讓我備感驚訝的是,我發現,他心平氣和、才思敏捷地談論着各種話題,而這即便是擱在平常,也很少有人能夠企及。有兩件事情讓我記憶尤新:一是他極力推崇斯密的《國富論》,一是他對蒙博杜的《語言的起源》極其看不上眼。我說,‘如果我是你,我將為靈魂死滅感到遺憾。要是我曾寫出這麼一部名震天下的《英國史》,我將會為離開它而備感遺憾。’他說,‘對於蒙您抬愛的這部《英國史》,在離開它時,我將盡量讓它盡善盡美……’他說,他沒有痛苦,有的只是日漸油盡燈枯。”

在結尾處,鮑斯維爾總結道:“我與他辭別,但訪問時的情景讓我久久不能平靜。” 儘管休謨一直拿鮑斯維爾打趣,但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關於自己信仰的表述有任何的虛假成分,我們也同樣沒有理由懷疑此次訪問曾給他帶來任何困擾。

其他的一些好事者,儘管不像鮑斯維爾那麼變態,但同樣粗暴無禮地闖入那位垂死之人的私人空間。有一位蠟燭商的妻子,信仰極為虔誠,她不僅粗暴地對休謨的懷疑主義之惡做了一番長篇大論,而且還祈禱他能認識到自己生活方式的錯謬。在詢問過她的謀生方式后,休謨回答道:“好心的婦人,既然你如此熱心地希望我能受到內在光亮(inward light)的啟示,那麼,我懇請你也能給我提供一些外在的光亮(outward light)。”於是,拿着一筆兩英石的蠟燭訂單,那個婦人歡天喜地地走了。

而休謨的一些好友,諸如威廉·斯特拉恩,也不失時機地表達了他們的希望, 也即希望休謨能重新考慮其宗教懷疑主義。休謨的絕大多數朋友都認為他會康復,或者,至少能維持現狀。一天,鄧達斯博士告訴休謨:“我將告訴你的朋友埃德蒙斯通上校,經過我的治療,你的身體已大有起色,並正在迅速康復。”對此,休謨回應道:“博士,我相信你會據實相告,你最好告訴他:就死亡之快而言,我一定會讓我的敵人得償所願——如果我還有任何敵人的話,而就死亡之安樂而言,我也一定會順遂摯友們的心意。” 

8月6日,詹姆斯·埃德蒙斯通前來道別。在給其侄子約翰的信中,大衛寫道:“今天,可憐的埃德蒙斯通和我灑淚告別!所有的別西卜人(Beelzebubians)都不是鐵石心腸。”第二天,上校致信休謨道:“我親愛的大衛:我現在的心情萬分沉重。今天早上,我實在不忍去看你,我想這對你我都好。你不會死,你一定會活在所有親朋故舊的心中,而你的著作也將讓你永垂不朽。我永遠都無法想象會有任何人不喜歡你或討厭你。如果有,那他也一定是鄙陋之極,以至於竟然與世界上頭腦最清明、心地最純良、為人最和氣之人為敵。 ”正如亞當·斯密所描述的那樣,埃德蒙斯通上校又“引述了法國人肖利埃神父(Abbé Chaulieu)在自知大限將至時哀嘆即將與友人德·拉·法爾侯爵(Marquis de La Fare)天人永隔的凄婉詩句”。

就在同一天,休謨還為自己的遺囑起草了一個附加條款。在其中,休謨對自己的手稿做了最後的安排,正是這些手稿讓他一直寢食難安。該條款同時還向幾位朋友做了遺贈:

遺贈給我的朋友,基爾達夫(Kilduff)的約翰·霍姆先生,十打波爾多陳年紅酒(任其挑選)和一瓶波特酒。此外,假如他願意用約翰·休謨這個名號來簽名,假如他兩頓就能喝完一瓶,我願意再贈送他六打波特酒。做到了這一點,我們兩人在世俗事務上僅有的兩種差別也將不復存在。

遺贈給我的朋友休·布萊爾博士一套我目前在版的所有著述。同時還遺贈給亞當·斯密先生、約翰·霍姆先生、埃德蒙斯通上校各一套,他們都是我的經年摯友。有無數的事例表明,他們對我情深義厚。 

遺贈給已故的首席大法官之女安妮·奧德(Anne Ord)十基尼,作為購買戒指之資,並藉以紀念我對這樣一位和藹可親、功成名就之士的友誼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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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也即8月8日,休謨剛收到埃德蒙斯通的來信,亞當·斯密就進了屋。兩位友人一起拆閱了這封信。亞當發現大衛的生命力是如此頑強,以至於竟心存一絲僥倖。我們的這位哲學家則平靜地回答道:“您的希望毫無根據。對於任何年齡段的人來說,持續一年多的習慣性腹瀉都是致命的。每當晚上入眠時,我都自感要比早上起床時更虛弱,而待第二天早起時,我又自感比頭天晚上更虛弱。不僅如此,我感到體內的某些重要器官已受到了疾病的侵襲。故而,不久之後我必死無疑。 ”“好吧,”亞當說道,“如果天意如此,您至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您辭世的時候,您的朋友們,尤其是令兄一家都興旺發達、萬事順遂。”

根據亞當的記述,大衛回答道:“他對此感到如此的快慰,以至於幾天前讀琉善(Lucian)的《死者的對話》時發現:在向冥府渡神(Charon)所提出的可以暫緩登船的所有借口中,沒有一個適合他。他既沒有未完工的房子,也沒有嗷嗷待哺的子女,更沒有他希望予以報復的仇人。他說:‘我實在想不出可以向冥河渡神提出什麼借口,以便能在人世多活幾日。我打算做的每一件要事都已做好。即便我再多活幾年,親友們的境況也不會比現在更好。故而,我現在可以說死而無憾。’”

“緊接着,出於自娛,休謨先生便開始編造他自以為可以向冥府渡神提出的幾個搞笑的借口,並構想出符合冥府渡神性格的陰沉答覆。他說道,‘經過一番思考,我想我或許可以對他說:仁慈的冥府渡神,我一直在修訂即將出新版的拙著。請您再寬限幾天,這樣我就可以看到公眾對於這些修訂的反應了。’但冥府渡神回答道:‘在看到修訂后的反響后,你免不了還要做進一步的修訂。這種借口可謂無窮無盡。所以,誠實的朋友,您還是上船吧!’但是,我或許還可以懇求 道:‘仁慈的冥河渡神,請再寬限幾天吧!我一直以來都致力於開啟民智。如果再多活幾年,我或許就能心滿意足地看到某些盛行的迷信體系的倒台。 ’(1776年9月17日,卡侖博士致信亨特博士,專門講述了休謨彌留之際的情況。依照他的說法,“儘管休謨一直致力於開啟民智,尤其是致力於將民眾從基督教的迷信中解放出來,但最終卻功虧一簣。 ”)但冥府渡神此時早已火冒三丈、斯文盡失,‘你這個遊手好閒的無賴,就是再過幾百年,這件事也不會發生。難道你以為我會讓你再活那麼長嗎?立馬上船,你這個懶惰的、遊手好閒的傢伙!’”

在複述完這段對話后,亞當·斯密繼續寫道:“儘管休謨先生總是若無其事地談及自己死之將至,但他從未有意向人炫示自己的豁達……根據他自己的意願……我同意離開愛丁堡(我之所以待在那,部分是因為他),並回到科卡爾迪我媽媽家……條件是,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他想見我,他都會派人給我捎信……”

只要身體狀況許可,休謨都會四處拜訪朋友,與他們一一道別,只是不再乘坐馬車,而是改坐轎子。安妮·默里 ·凱斯夫人(Mrs Anne Murray Keith)寫道:“他去世的時候我不在愛丁堡,但就在他辭世十天前,他還專程拜訪了我的妹妹,並與她們道別。我猜想,當他發現,她們根本就不會去觸及與死亡相關的任何話題時,他也盡量迴避,並竭力讓整個談話儘可能地愉快。凡與他交情匪淺的女士,他都一一與她們道別。”

當新近喪偶的凱瑟琳·繆爾夫人(Mrs Katherine Mure)前來與大衛告別時,他早已準備好一套由他親筆簽名的《英國史》,以作為禮物贈送給她。作為感謝,她利用自己作為其親密友人的特權,在對其《英國史》表示稱許的同時,也表達了對休謨哲學著作的不認可。“哦,大衛,”她說道,“這或許也是讓您引以為傲的一本書,但在您辭世前,您最好一把火將它燒了。”聽到這句話,大衛騰地從睡椅上站起來,半是慍怒半是玩笑地說道:“我為什麼要把自己的那本書一把火燒了呢?”但由於自感身子骨太弱而無法深入討論,休謨遂搖搖頭,並下了逐客令。 

8月12日,休謨給斯特拉恩寄去了“尚需勞煩他的最後的修訂稿:因為布萊克醫生曾向我保證:我即將不久於人世。但這只是他的預判,而非出自他的診 斷。”在信尾,休謨寫道:“實際上,我認為這是一個好消息。因為最近,在短短的數周內,我已不勝虛弱,生活甚至已成為一種重負。”第二天,休謨又致信約翰·普林格爾爵士,告訴他“他行將歸西”,並接着寫道:“若不是捨不得你們這幫摯友——我肯定會早‘走’一步,我早已對生命毫無眷戀。正如處於彌留之際的妮娜·狄朗克洛絲(Ninon de Lenclos) 在其卧榻上所說的那樣,哎!人終有一死(Mais, helas! on ne laisse que des mourans)。對於死神的到來,我一點也不害怕。對於將英雄和哲學家引為堅忍不拔、視死如歸之典範的做法,我向來不屑一顧。因為一個樂天一點的婦人——雖然她也是一位哲學家——就足以做到這一點。”

在更多的時間裡,拖着病殘之軀的休謨不得不閉門謝客,即便是摯友也不例外。兩度登門拜訪,想進一步與休謨探討靈魂死滅問題的鮑斯維爾就被拒之門外。8月20日,休謨提筆給巴芙勒夫人寫了最後一封信,以表達對其痛失孔蒂親王的同情:

親愛的夫人,儘管我可以肯定,幾周之後,甚至是幾天之後,便是我的死期,但是,我還是忍不住對孔蒂親王的過世深感震驚和哀悼。無論從哪方面說,他的辭世都是巨大的損失。而在這個令人悲傷的事件中,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您的處境。您的生活將會出現何等天翻地覆的變化啊!請寫信告訴我這方面的情況。但措辭需格外注意,以免落入他人之手。


我患的是腹瀉症(Diarrhoea),或者說是腸胃失調症。在這兩年裡,它逐漸地掏空了我的身體。但是,很明顯,在這六個月中,我的病症正在急劇地惡化,離死期已為時不遠了。我看到死神正在悄悄地逼近,但我既不感到焦慮,也沒有什麼遺憾。帶着極大的愛意和敬重,向您致以最後的問候! 


休謨最後的通信人是亞當·斯密,但由於是通過馬車而非郵車寄送,所以雙方的信函都意外地受到了延擱。在8月15日給斯密的信中,仍對《自然宗教對話錄》的命運憂心如焚的休謨追問道:“假使我辭世五年後仍不見出版,本書的 版權就歸您所有,您意下如何?您最好立馬給我答覆。我的身體狀況已不容我再等上幾個月。”但斯密再一次讓其摯友感到失望。對於休謨的請求——如果斯特拉恩沒能兌現承諾,《自然宗教對話錄》就改由斯密負責出版,斯密婉拒道:“這樣一來,人們就會說我只是為了牟利,而不是為了緬懷友人,才出版一本就連出於同樣的牟利動機的出版商都不願出的書。 ”8月23日,休謨對這封信作了回復,那時,他的身體已異常虛弱,以至於不得不請其侄子代筆。將《自然宗教對話錄》的事擱置一旁,休謨同意了斯密的如下請求,也即他可以視情況對《我的自傳》進行增補。在信尾,休謨寫道:“我的病情急劇惡化。昨晚又有些發燒,我倒是希望這曠日持久的病痛能就此一了百了,但不幸的是,我現在已基本退燒。我不能僅僅圖自己的一時之快就將您喊來,因為一天之中我也只能見你一會兒。還不如讓布萊克博士隨時告知您我還能撐多久。”休謨的體力正在迅速地耗盡。儘管其他的官能仍完好無損,但到了8月24日的晚上,休謨已完全喪失了語言能力。

在8月25日星期天的一個晚宴上,專門為大衛·休謨舉杯祈福的威廉·卡倫博士說道:“我尚未放棄休謨,為他的康復乾杯!”

那天下午四點鐘左右,大衛·休謨在位於聖大衛街的家中與世長辭。

葬禮在8月29日星期四舉行,期間,暴雨如注。當休謨的靈柩抬出聖大衛街時,早有一大幫民眾聚集在那裡駐足觀看。只聽其中的一位評點道:“唉!他可是一個無神論者。”而他的一位同伴則回應道:“無論如何,他都是一個誠實之人。” 

周六薦書|大衛·休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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