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青岚】

1955年的一天，正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教职的物理学家威廉·肖克利，向其好友阿诺德·贝克曼吐露了下海创业的想法。同样是学者创业并已财富自由的贝克曼对此十分支持，愿意为朋友提供启动资金，但建议他将新公司就近开在洛杉矶地区。

肖克利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出于照料母亲的考虑，他决定在靠近老家帕洛阿尔托的山景城开创自己的事业。

1956年，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正式诞生，成为该地区第一家尝试晶体管技术商业化的公司，商海扬帆的同一年，肖克利还因其在晶体管技术上的开创性贡献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俨然走上人生巅峰。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脾气和才华同样极端的肖克利，就遭遇了公司青年骨干的集体出走，其后这批才俊的开枝散叶，使加州圣克拉拉县西北角一带逐渐开始以硅谷名号为世界所知。

（肖克利“八叛徒”，其后相继创立仙童半导体和英特尔）

尽管其商业成就在今日已成美国科技业代名词的硅谷不值一提，但肖克利如同最初的种子，深刻塑造了硅谷生态的某些基本性格，包括”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创业者文化和精英主义。

巴黎第六大学历史学教授、知名科技史家勒库耶（Christophe Lécuyer）就曾感言，在加州湾区相继兴起的电子管和半导体工业，具有着鲜明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工作风格和组织方式差异：“微波和硅界都重视平等主义，并将工程师视为独立的专业人士。然而，微波和半导体社区在其他方面有所不同，微波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有社会主义倾向和乌托邦理想，相比之下，半导体界则是精英主义者和坚定的资本主义者”。

在肖克利之后，与金融市场密切联系的风险投资、股票期权等经营方式创新在硅谷被继续发扬光大，而精英主义则随着斯图尔特·布兰德所代表的湾区嬉皮精神注入，逐渐为技术促进个人自由的数字乌托邦愿景掩盖，最终融合为以文化左、经济右、技术万能信仰为特征的"加州意识形态"，并随着全球化的勃兴而播撒到世界各地。

作为“硅谷之父”的肖克利本人，则在创业失败后回归学界。

其后二十多年时间里，肖克利的主要研究兴趣聚焦于遗传学，其“学术成果”以一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再次震撼世界。

肖克利主张，人类进步依赖智能，而智能又很大程度取决于基因，现代社会由于政治正确（“黑暗时代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导致生育福利主要由低智能人群获得，其结果将是劣等基因的“逆向进化”，因而为了增进人类福祉，应使用各种经济激励或强制措施限制低智能人群生育。

至于如何判断智能的高低？除了财富和IQ测试分数等可量化指标，肤色也成为肖克利关注的焦点。

于是，在种族隔离土崩瓦解的大时代，肖克利成为了公众眼中的“最丑逆行者”，从以下这段摘录，不难感受其当年的精神状态：

“我认为美国黑人天生就比美国白人智力低下，这种观点源于我对人类福祉的关注......我想强调的是，知识界未能处理这些问题，这是对少数群体最残酷的不负责任行为之一。如果在美国，我们高尚的福利计划确实鼓励黑人中最不高效的部分生育最多的孩子，那么下一代黑人很可能会遭受基因奴役。经过深思熟虑，我的观点和评估是，目前，我不太可能通过加剧局势造成损害，而且目前我是美国最有可能减轻下一代黑人痛苦的知识分子”。

许是不满于新闻媒体对他主张的“妖魔化”，肖克利在1982年还曾参与加州联邦参议员竞选，其政策纲领有且只有一条，就是反对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群体所构成的“劣生威胁”（dysgenic threat）。

最终，肖克利在共和党初选中就遭遇惨败，得票率仅为0.37%。

在肖克利参选闹剧的四十年后，硅谷巨擘们不仅正重新发起对华盛顿权力的热烈追求，并且在公共舆论场上也越来越自如地扮演着意识形态布道者形象，他们口中的某些观点，犹如肖克利回魂附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马克·安德森震惊硅谷的“叛变”，到特朗普搭档JD万斯的硅谷创投背景，再到马斯克跳上竞选集会讲台......一部分科技巨富对特朗普的热情押注，或许称得上今年美国选战里最引人注目的“西洋景”。

对于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作为硅谷“圈内人”的克里斯·休斯日前有一段深入剖析。

在休斯看来，部分硅谷精英对特朗普的支持无疑是为了影响华盛顿政策，使其推进的自身议程不受监管，而“不管这样的技术会带来多么大的社会成本”，此外，他们还认为拜登-哈里斯团队不公平地针对了自己，包括一系列反垄断调查和对加密货币的强监管取向：

“过去三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起诉了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脸书、谷歌、亚马逊和苹果—称它们扼杀竞争，伤害消费者......不仅仅是反垄断。拜登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由加里·詹斯勒领导，他是科技精英反对的另一个目标，该委员会对加密货币实行积极控制......政府去年还发布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政命令，创建了一个框架，以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和公平”。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超级资本而言，向候选人投入的大笔资源往往只是开胃前菜，正如上一辈共和党金主科赫兄弟曾点破的：“我们的主要兴趣不是参与竞选……我们的主要兴趣是政策”。

事实上，硅谷巨富们对华盛顿决策的影响，早已悄然登堂入室。

2016年3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推动成立国防创新委员会（DIB），其职责是“向国防部长和国防部其他高级领导人提供关于国防部应采用的新兴技术和创新方法的独立建议，以确保美国的技术和军事主导地位” 。在由私营公司、研究机构和学术界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名单中，前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和来自PayPal黑手党的里德·霍夫曼，无疑是名副其实的硅谷利益代言者。

DIB的成立，标志着美国传统防务精英与硅谷IT精英间正式搭起了沟通桥梁，后者的影响力很快开始体现。

2017年4月，五角大楼第一个大型人工智能应用计划Maven启动，拟基于机器学习与大数据技术实现图像实时目标识别。美国军方对于该项目寄予厚望，期待其能成为“点燃整个部门人工智能火焰锋面的火花”（spark that kindles the flame fro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ross the rest of the [Defense] Department），而在该计划中，凭借施密特在华盛顿编织起的人脉，谷歌分享到了最大一块蛋糕。

（与民主党关系极深的施密特，甚至在2016希拉里竞选活动中挂上了STAFF胸牌）

2018年底，根据Maven计划支持者、共和党议员爱丽丝·斯蒂芬尼克动议，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正式成立，旨在为美国总统和国会提出政策咨询建议，“推进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以全面满足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防需求”。在其成员名单中，包括了谷歌、亚马逊、甲骨文等科技巨头代表，并由施密特出任主席。

NSCAI的诞生，无疑标志着硅谷精英的影响力进一步从防务圈向更广泛的政策议题扩散，也预示着AI政策将成为硅谷精英具有巨大发言权的领域。

NSCAI连同随后成立的常设智库平台—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也构成了一个影响力集团在华盛顿立足的完整架构，从高层交际、观点输出、调度资金到吞吐人才，独立于党派风云之外的稳定利益圈业已成型。

值得一提的是，CSET所网罗的多名技术政策专家，其后相继跨过”旋转门“，由CSET进入拜登国安委团队，并在围堵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一系列政策中发挥着操盘手作用。如CSET创始人杰森·马瑟尼，就是在2021年3月出任美国国安委科技与国家安全协调员一职，具体负责此时展开的美国对华半导体贸易政策调整，不久，马瑟尼在CSET的两名干将查布拉（Tarun Chhabra）、可汗（Saif Khan），也先后转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

长袖善舞的马瑟尼，在2022年7月又获得兰德公司总裁的美缺，不过在此之前，三人组一年多的跨部门乃至跨国协调，已使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新规轮廓初具。在马瑟尼身后，一部已经被装配调试完毕的“芯片战争”机器正蠢蠢欲动。

几个月后发生的事件，此处已无需赘述，通过一场将中国半导体行业作为献祭的表演，硅谷精英们正式确立了对华盛顿AI与先进半导体技术管制政策的巨大发言权。

通过这个具体而微的案例，不难窥见美国金钱政治流转运行的诸般细节，也令人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论断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华盛顿刮起的风与唤来的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资本集团座次消长的结果。

回首十年前新自由主义尚且巩固的时刻，2014福布斯美国富豪榜上，仅有两名科技巨富跻身前十（比尔·盖茨和拉里·埃里森），其他座次被来自金融（2席）、能源（科赫兄弟2席）和商业流通（沃尔玛家族4席）领域的富豪所瓜分。

由于没有超凡脱俗的资产优势傍身，此时的硅谷科技巨头们自然只能争当传统“加州意识形态”标兵，将政治正确标签贴满全身，奋力扮演着多元、平等和包容（DEI）旗手。

然而恰也在这一年，有位名叫贾斯汀·汤尼 (Justine Tunney) 的谷歌工程师在白宫网站发布了一份惊世骇俗的请愿书，表示“科技行业可以为我们提供良好的治理，防止美国进一步衰落”，为此，她/他提出就三项议题举行公投，分别是：

1. 让所有政府雇员退休并领取全额养老金；

2. 将行政权力移交给科技行业；

3. 任命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为美国首席执行官；

笑谈背后，作为曾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活跃一时的科技网红，汤尼这位“跨性别无政府主义者”从立场光谱极左向极右的跃迁已然透露出一丝不详的预兆。

十年后的今天，2024福布斯美国富豪榜上，前十位置已被硅谷巨富包揽八席。如此剧烈的东西海岸金权“板块漂移”下，“加州意识形态”的重组和科技精英意志笼罩华盛顿政坛，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得以坐上牌桌的硅谷精英们，想要尽情施展的牌路又会有什么特点？

表面上看，从外熵到负熵，从后人类到超人类，从长期主义到有效利他主义......硅谷另类意识形态堪称边缘思潮大杂烩，从不同学术领域借用的名词和概念排列组合一番，就能拿来开宗立派，为人类开出“末法时代”的诊断和技术精英治理的全套药方。

以不少硅谷另类右翼遵奉的宗师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为例，2003年，在《黑客帝国》续作热映之际，这位牛津大学学者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模拟假说”，对技术乐观主义理念提出质疑。

博斯特罗姆认为，以下命题至少有一个是正确的：

1，人类物种极可能在发展到“后人类”（posthuman）阶段前灭绝；

2，任何后人类文明都极不可能对其进化历史进行大量模拟；

3，我们几乎肯定生活在计算机模拟中；

基于此假设，除非人类当下已生活在一个计算机模拟世界中，否则我们在逻辑上就不可能达到一种技术高度发达的后人类阶段。

“在我们目前无知的黑暗森林中，将自己的信任大致平均地分配给三个假设似乎是明智的”。（In the dark forest of our current ignorance, it seems sensible to apportion one’s credence roughly evenly between (1), (2), and (3)）

博斯特罗姆描绘的“黑暗森林”，紧紧抓住了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在硅谷淘金的后来者们（comer）心智，以博斯特罗姆创立的人类未来研究所（FHI）为中心，其“超人类主义”理念在美国科技精英中广泛传播。

但向往超人，也往往意味着蔑视凡人，大规模定向筛选胚胎、全体人类数字人化、全民服用催产素提升道德水平、向单身男性按需分配女性、普及皮下预埋芯片预防犯罪、劫贫济富改善经济......一个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疯狂想法，随着潮水被推升到光天化日之下。

拨开硅谷另类思潮的糅杂文本，末世思维、技术万能和精英认知，可被视为其中的共通思想元素，各异的流派无不在渲染这样一个基本图景：人类面临重大紧迫的存亡危机，技术可以化解危机，而”我“，则是当仁不让的救世主。

马克安德森名噪一时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宣言》，正是这样一份极具代表性的文本。尽管名曰乐观主义，但其中的字里行间却满溢着对日常生活的恐慌渲染，对于种种和平与发展的挑战，安德森相信，没有任何物质问题—无论是自然造成的还是技术造成的—无法通过超人类们供给的更多技术来解决，而技术精英的责任或者说使命，则是使自己成为技术超人。

知名技术作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自创了“解决方案主义”（solutionism）这一概念，批评科技精英的鼓吹，即只要有正确的代码、算法和机器人，技术就可以解决人类所有问题。莫罗佐夫认为，这种消除不完美并使一切最优化的思维，会最终导致一个由算法驱动的世界，硅谷寡头将决定人类社会未来的形态。

博斯特罗姆、雅文（Curtis Yarvin）等硅谷思潮“造雨人”及其信徒们，正在不断印证着莫罗佐夫的担忧。

今天，肖克利式的致命自负、冷漠与傲慢如同幽灵，正在硅谷阳光下徘徊游荡，只不过这一次，其所激起的不是主流公众的嘲笑与厌弃，而是越来越多赞同与赞美的回声。

回首当年，统计学家古德（Irving John Good）提出所谓的“智能爆炸”理论，认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超智机器”一旦出现，将可以通过不断迭代开启自我进化，从而很快从不及常人发展到让人类无法理解的超高智能水平，“因此，第一台超智机器是人类能打造的最后一项发明，前提是机器足够温顺，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控制它”。

古德的担忧，在那个真正的技术乐观主义时代仅仅能在好莱坞获得反响，而在今天，各种AI灭世的恐慌，却能够直接塑造人工智能研究的禁忌与规则。

随着富可敌国的硅谷巨头们肆意伸张其意志，他们对世界的影响，有待美国乃至全球公众的审视。

借用塞德里克·迪朗在《技术封建主义》一书结尾处的呼吁：“未来属于算法这只看不见的手，得益于数字反馈回路，基于商品的贫乏和混乱分流而维持劳动分工变得不再必要，在这种新型经济计算的霸权来临之际，问题是谁将成为操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