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青岚】

“我在1990年首次提出单极模式时，就建议我们应既接受它带来的负担，也接受它造就的机遇；我还提出，如果美国不搞坏自己的经济，单极结构就可能持续三十或四十年。这在当时似乎很大胆。今天看来，它却似乎相当保守。单极时刻变成了单极时代。然而，仍然真确的是单极的持久性将在美国国内决定”。

当新保守主义旗手克劳萨默写下这段意气风发的文字，他应该不会想到单极时代“如期而至”的尾声竟是如此这般撕裂而动荡。

刚刚结束的2024美国大选，又是一次被高调宣布的美国国运“抉择时刻”，又是一次“红潮”与“蓝潮”之间酣畅淋漓的翻转，俨然2016或者2020选战的精心翻拍。

对于已绵延有年的华盛顿政坛高频次“钟摆”，美国政党体系研究权威特谢拉（Ruy Teixeira）在其上月的报告《没有赢家的政治》中有一段鞭辟入里的分析。特谢拉认为，美国政党体系确实陷入了两个世纪以来罕见的僵局，“恶性拉锯战已经持续了一代人”。不同于此前历次体系重组，当下的两党选民基础高度极化，它们均有足够的力量惩罚入主白宫的对方，却也均无法维持自己经久的胜利。即便2024似乎宣告了进步主义狂飙突进的终结，但能够说服与构建稳定多数联盟的新共识却依然远在天边。

无论这样的新共识是什么，诚如克劳萨默所言，“不搞坏自己的经济”，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独有偶，特谢拉在分析了堕胎等两党现有焦点议程后，也将“经济繁荣”列为建构稳定多数联盟需要开发的关键议题。

一言以蔽之，没有多数选民的经济“获得感”与“安全感”，就不会有一个稳定的多数党派。

有必要指出的是，经济的重要性并非今时今日才被发现的盲点。2016与2020大选胜利者，无不鼓吹自己拥有振兴经济的特效良药，在其任期内也的确不遗余力推动着各自的亲商业政策。

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政治钟摆反复震荡，但以小企业新注册家数为代表，美国本土的创业活跃度已达到200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最高，至于中小企业乐观指数，更是创下里根时代以来的最高纪录。

然而这样的进展，显然还不足够。

尽管创业活跃、就业充分，但保罗沃克尔后从未有过的通胀潮，仍然在刺激着普通美国人的神经。

回顾近年来华盛顿通胀治理的思路，可以明显发现其中对制造业的强烈兴趣，以至于历史性的产业振兴法案直接被冠以《通胀削减法》之名。塑造这套思路的“沃顿男孩”（沃顿商学院研究者）们，对此有极其简明的阐释：“通货膨胀是什么？它就是供需失衡，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专注于减少需求，但这给了我们第二种方法：让我们确保通过避免供应链中断来改善供应”。

有趣的是，尽管红蓝更替，但重振“美国制造”，仍然是特朗普与万斯言谈中治理通胀的一条主线。

当然，华盛顿政客表现出的这种跨党派倾向，其真实心理动机早已不仅是经济指标的改善，更指向美国生活方式在世界体系中的优越地位。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美国赢得冷战“人心之争”并至今享有超然国际地位的基石，并非依靠压倒苏东阵营的大舰巨炮，而是麦当劳、可口可乐等激发广泛渴求与向往的美国生活方式符号，以及由此层累而成的“想象帝国”。

在心智观察所看来，围绕美国生活方式的千百种定义中，新颖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与快速普及，当可称其最本质特征。细细品味尼克松与赫鲁晓夫之间载入史册的那段“厨房辩论”，从成千上万工人家庭与副总统夫妇使用同款家电，到美国人习惯于二十年换一套房子，尼克松的全部论述，都在有意无意围绕着这一特征展开。

波普艺术之父安迪·沃霍尔，也曾以文艺创作者的敏感总结过美国生活方式内核：“美国最伟大之处在于开创了传统，最富有的消费者和最贫穷的消费者购买的东西基本相同。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可口可乐，你可以知道总统喝可乐，伊丽莎白·泰勒喝可乐，想想看，你也可以喝可乐。可乐就是可乐，无论多少钱都买不到比街角流浪汉喝的更好的可乐。所有的可乐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可乐都很好”。

多年后的今天，尽管人们还可以立即举出iPhone、特斯拉等光芒四射的消费品图腾，但稍加严肃分析不难发现，这种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地位与吸引力，的确已出现了明显下滑。

以超级公司为例，1995年，财富五百强榜单上营收最高的十家美国企业，还有八家出自工业领域，而到了2024年，连同亚马逊、Alphabat在内，能够在海外市场大规模交付标准产品与服务的企业在十强中仅余四席，堪堪持平于美国医疗体系寄生的“特色”医药服务寡头上榜家数。

伴随着这种“全球性”企业与“本土性”企业，或者说，“生产力型”企业与“生产关系型”企业的此消彼长，美国生活方式所唤起的想象也已全然不同。那些在北美以外极少听闻的陌生医药巨头及其业务，不仅谈不上征服他国公众心智，甚至在源源不断输出着耸人听闻的美国金元医疗怪谈。

对于这种衰落，美国朝野精英自然心知肚明，也不约而同捕捉到了其症结所在：美国人或许仍然是最慷慨的消费者，但美国企业已在大多数标准消费品的供应中输给了海外竞争者。

大选前夕，《美国事务》主编朱利叶斯·克莱因（Julius Krein）便发表了一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美国工业必须再次崛起》，充分展现了当下精英阶层的判断与应对。

克莱因开宗明义地断言，无论谁赢得大选，美国人都将进入一段消费紧缩时期，唯一的问题是这种紧缩的具体路径：

是追求财政平衡的“传统”紧缩？运动式减排带来的“绿色”紧缩？还是以“追赶式再工业化”（catch-up reindustrialisation）为宗旨、从消费驱动向投资驱动的国内政策转型？

克莱因本人，无疑是“第三条道路”的忠实拥护者。在他看来，冷战结束三十年后，美国显然浪费了单极时代的红利，这不仅是因为不切实际的外交政策干预，还因为其不明智的经济政策，重振工业基础对于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否则，“一个已经不堪重负的帝国将彻底崩溃”。

可即便是对产业政策有如此深入思考的理论家，在解读美国工业的衰落或者中国工业的崛起上，依然暴露出诸多偏差。拿着错误的诊断和药方，恐怕不会带来药到病除的正确结果。

例如，克莱因认为美国工业衰落的内因是企业偏离了经济理性假设，以股东价值最大化而非经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而带来对“金融炼金术”的沉迷，最终结果是长期投资不足，特别是在外国竞争对手压低回报的资本密集型行业。

讽刺的是，克莱因今天所痛批的企业行为“偏差”，恰恰出于美国式“管理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原动力。

企业史泰斗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规模与范围》一书中曾总结道：“作为核心动力的是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能力……在保持企业市场份额方面，中层管理人员的能力比主管每个运作部门的低层管理人员的能力更加重要……高级管理人员的能力是工业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组织能力的发掘和保持不仅可以确保企业的持续发展，还可以影响企业的和新兴工业企业所在国家的持续发展。这种组织能力可以成为发展的动力，有助于使美德两国在一战前的30年间成为世界上产量最大、最富竞争力的国家...尽管英国不断承诺要将管理层改革为非等级式的、人性化的形式，但是他们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工业中却未能完成改革。这阻碍了英国企业以及英国经营产业的竞争力的发展，并大大削弱了英国产业相对于两个主要竞争对手的工业力量”。

这种由中高级企业管理者为载体的组织能力，在驱动美国工业开疆拓土的同时，也催生着美国式企业管理的一轮轮深刻演化。克莱因痛心疾首的美国企业“脱实向虚”，其实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综合经营与杠杆收购浪潮中已然奠定。对于训练有素、经纶满腹的MBA管理通才而言，将大型企业的庞杂分支视作报表上一篮子投资组合，从冰冷的财务数据“点石成金”，本就是再理性不过的取向。

1981年正式接掌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正是此种“基金经理化”CEO的典范，也在单极时代享受着全球企业界的狂热崇拜与追捧。

这一时期，“日本制造”崛起也曾在美国产业界掀起过昙花一现的精益、JIT学习热，然而这些源于日本企业“现场”的经验很快被证明水土不服，被本土化、面向中高层管理者的六西格玛运动取代。

归根结底，美国企业形成以中高层管理者为核心的组织格局，其根源在于早年工业资本与车间工人之间的剧烈对抗，使美式大工业就此走上将生产管理自主权从车间剥离的道路。正如产业经济学家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所言，移植日本经验“需要在美国大生产企业中作一场急剧的劳动关系重组，才能使管理者相信在日本管理实践中工人拥有的技术和权力只会被用于增加生产剩余，而不是被用来进行产量节制”。

与此相反，日本乃至韩国、中国等东亚模式的后起代表，则显现出车间现场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全然不同的张力。日本质量管理之父石川馨曾猜想，造成这一区别的最重要因素或许是东亚国家以工商为末业的前工业化传统，而后从农业人口而非手工业人口转移向大机器生产，反而可能因缺乏分工专业化习惯，形成意料之外的基层管理“后发优势”。

在今天对美国企业“脱实向虚”的激烈抨击中，美式车间管理的对抗性大有必要被重新强调。正是这种激烈对抗的存在，使美国企业组织能力向今天所看到的路径演化。新一代研究者们所幻想的“另一条道路”，则早已被美国产业史上倒下的累累尸骨所证伪。

记录美国机床产业变迁的杰作《当机器停止运转》中，Burgmaster这家美国机床产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兴衰浮沉，就足以作为“另一条道路”的代表。

曾几何时，美国机床厂商一如今天被神化的欧美日“隐形冠军”，习惯通过累积订单与控制生产周期的手段平滑市场景气波动，稳定而丰厚的收入使中小企业也足以通过利润分享和年功体系维持温情脉脉的劳资合作关系。然而山崎等日本低成本竞争者加入后，以最朴实无华的价格杠杆和运营效率摧毁了这套商业模式的运转，开放竞争中，Burgmaster等“守成”厂商往往在保利润还是保营收的两难抉择中反复摇摆，劳资合作也随之瓦解，“血条”有限的中小企业，最终只能选择或被并购或是破产的结局。

正是作为对这种开放竞争的无奈回应，导致了拉佐尼克彼时观察到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即美国方兴未艾的“去蓝领化”浪潮，以至于冷战尾声的美国朝野形成了这样一种延续至单极时代的坚定共识：“如果一个公司、一个行业或一个国家在接下来四分之一世纪里未大幅度增加制造业生产，同时未大幅度减少其蓝领工人数量，它就无望保持竞争力，甚或无望保持‘发达’，它将相当快地衰落。英国最近25年里一直处于工业衰落之中，多半是因为每个制造单位的蓝领工人数量的下降远慢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即便如此，英国在发达国家中间失业率最高—超过13%。

英国的例子显示了一个新的、至关紧要的经济公式：一个公司、行业或国家，若将维持蓝领工人的制造业工作置于其国际竞争力（那意味着稳步减少此类工作）之前，那么它不久就将生产和工作两头落空。维持此类蓝领工作的努力实际上是造就失业的办法……这当中蕴涵的是一个结论：一国越快地缩减制造业中的蓝领雇佣，它的总失业量就会越小”。

基于这样的共识，许多美国大公司如IBM、通用电气、三大底特律车企，也不约而同将“去蓝领化”作为方针，其中表现最“优秀”的IBM，甚至在郭士纳掌舵期间上演了一出从硬件公司全面转型软件公司的“大象之舞”，公司股价也果然创造了暴涨十倍的奇迹。

从其后的实践看，美国工业界整体实现了这一发展目标，在第二产业GDP占比大体稳定的同时，采掘、建筑和制造业就业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目前仅约10%，而中国的可比指标则约30%。

然而随着单极时代的落幕，从股东价值最大化到“去蓝领化”，曾经不证自明的金科玉律，已成为美国经济“误入歧途”的主要罪证，重振美国工业与蓝领就业，则又成为不分红蓝的跨党派共识。

如同八十年代的精益管理学习热，今天的美国精英，也对其理解的“中国制造”崛起法宝——产业政策给予了极高期待。

这种对产业政策的重新认知，可以认为是精益管理带来的基层“现场”视角后，对美国经济理论的另一大启发：推动企业发展的组织能力，既可以存在于公司这一实体之内，也可以存在于更高层面的“有为政府”。

不过这种对产业政策的顿悟和效仿，就像当年的精益管理热潮，在脱离了劳动力禀赋这一基础后，注定只会收获似是而非的结果。

刚刚结束的选战，仅仅是对胜利者驾驭产业政策考验的开端。

正如前文所述，特朗普、万斯团队反复声称将以全面的关税壁垒刺激制造业。作为美国通胀潮最初的吹哨人，拉里·萨默斯甚至直接将这一激进做法评价为“导致所有滞胀的药方”。

至于更为精细的产业政策谋划，克莱因也提到，在实施中将面临许多障碍和复杂情况：“首先，美国政府机构在设计和执行产业战略方面的专业知识相对较少，与亚洲同行相比尤其如此。美国政府本身的组织结构也较差，整合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机构能力有限”。

或许，在明确表达了参与白宫事务的兴趣后，马斯克这样的人物也可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从而补上华盛顿职业官僚在产业政策规划与落实中的能力空白。

事实上，特朗普与马斯克之间的蜜月状态，也不由不令人回想起近一个世纪前的新政大联盟。彼时罗斯福与西部财团之间水乳交融的合作，使得杰西·琼斯（Jesse Jones）、亨利·凯瑟（Henry Kaiser）等极具个人魅力与经营手腕的西部实业家登上了全国舞台，在美国经济事务中留下了自己的深刻印记。

不过，即便美国产业政策的“模仿秀”能够成行，乃至端出超越拜登时期“绿色新政”动议的超大规模刺激，并且新一代少数族裔劳动也能够适应全新的劳动关系重组，但仍然有一个残酷的追问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在保护的高墙后独自繁荣，还能让美国生活方式重新产生感召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