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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冲】

从“山阳公”到“汉献帝”

魏明帝青龙二年(234)三月庚寅,山阳公刘协死了。享年五十四岁。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记载的禅让过程

此时,距离他将天子之位“禅让”给魏王曹丕的延康元年(220),已经过了14年;距离他从关中辗转回到洛阳,又为曹操迎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元年(196),已经过了38年;距离他在中平六年(189)八月的洛阳之变后被董卓强立为皇帝,则已经过了45年之久。人们很少意识到,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他成为了东汉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仅次于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

曹魏王朝为刘协举办了盛大的葬礼。葬礼规格极高,由一系列具有严格等级意义的环节构成。包括明帝本人素服发哀,司徒、司空持节吊祭护丧,大赦天下,太尉以太牢告祠文帝庙,向山阳国赠以册书,等等。其中最有象征意义的,无疑是“追谥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葬以汉礼”。如同山阳国的刘协之陵被命名为“禅陵”一样,“孝献皇帝”这一谥号,也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即汉魏禅代。曹魏王权寄希望于谥号这一古老咒语的魔力,当人们口中念出“汉献帝”三字时,他们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会再次得到肯定。

然而,从刘协“被即位”的中平六年(189),到他“被退位”的延康元年(220),其间历史脉络之丰富复杂,岂是“献帝”二字能够轻易覆盖?汉魏禅代是这“三十年战争”最后的历史结果,但这一结果是由其间无数人们以无数行动交汇互动而成。曹魏王权以“献帝”谥号象征的皇帝权力起源过程,仿佛从历史尽头回打的探照灯柱,不失庄严耀目,却必辅之以其他历史参与者的黑化方能成就。

在之后的岁月里,“献帝”成为了刘协永恒的头衔。翻看《隋书·经籍志》和中古史注、类书所引,除了一部《山阳公载记》,《献帝纪》《献帝传》《献帝起居注》《献帝春秋》,乃至袁宏《后汉纪》和范晔《后汉书》中的《孝献帝纪》,触目皆是“献帝”。事实上,其中有作品成于刘协得谥“献帝”之前,甚至成于汉魏禅代之前。换言之,这些作品都因“献帝”之称的流行而失去了原来的名字。

但是,就像《千与千寻》中汤婆婆给千寻改名也未能让她失去内心一样,这些作品也没有因为被戴上“献帝”的帽子就改弦易辙。尽管同样“因彼之名”,其实每部作品都有特定的书写立场充盈其中,背后则是作者作为历史参与者的特定时空经验。换言之,这些作品又何尝不能看成是作者带着献帝去经历的一场时空之旅呢?只是焦点并非刘协个人的旅行体验,而是旅程本身的路径与风景。如同那些老套的剧情,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抢人大战中,曾经的强者最后只是赢了一块“献帝”的招牌,原本微弱的声音却变得喋喋不休起来。

《献帝传》:曹魏国史配方

还是先从曾经锣鼓喧天的主旋律作品开始吧。

我们说的是《献帝传》。这部作品不知何故未见载于《隋书·经籍志》,但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中古史注中多有佚文留存。因为书名中有一“传”字,多被学者归入魏晋时期繁盛一时的“杂传”之列。可是现存《献帝传》佚文很容易看到不符“杂传”特征之处。面对这种矛盾,持“杂传”说者只好认为《献帝传》是一种没写好的“杂传”,诸如“叙事冗长,结构散漫,也分散了对人物个性品格的传写与刻画云云”。

问题在于,或许《献帝传》本就无意于刻画献帝的个性品格。换言之,《献帝传》这一书名,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一部献帝的个人传记。从现存佚文来看,这部作品的记事范围大致在中平六年(189)献帝即位至青龙二年(234)以山阳公身份去世期间,与献帝生平相始终。内容涉及多方面的史事,但这些史事与献帝的个人经历未必有直接关系。

举例而言,《献帝传》佚文中多次出现类似个人小传的文字,传主包括马腾、沮授、秦朗等人。马腾与献帝陷于关中期间的活动稍有关联,不过另外两位可谓全无干系。沮授为袁绍谋士为人所熟知。《献帝传》所见沮授相关文字,并非偶然言及,而是从“沮授,广平人。少有大志,多谋略”这样类似列传起首文字,到官渡之战前后向袁绍建言的详细内容,再到为曹操所擒后二人的往复对话,一篇完整的《沮授传》呼之欲出。这些文字显然对献帝“个性品格的传写与刻画”并没有任何帮助。

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献帝传》的部分内容,又采取了编年体的形式。试看如下佚文:

兴平元年(194)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为宾,加赐玄纁驷马。延康元年(220)十月辛未,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青龙二年(234)八月壬申,葬于山阳国,陵曰禅陵,置园邑。这种以干支记日起首的叙述方式,无疑属于编年体。三条佚文涉及的年代,从陷于关中的兴平,到汉魏禅让的延康,再到死后安葬的青龙,贯穿献帝一生的主要时段。换言之,这一形式在整部《献帝传》中亦当贯彻始终。

《献帝传》中编年体内容的存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而前述若干个人小传则与“列传”相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献帝传》就必然是一部纪传体史书。以编年体的基本体例与插叙的人物小传组成复合文本,同样可以容纳这两种基本结构。

类似复合的文本结构并非无前例可循。荀悦作于建安年间的《汉纪》即是如此。《后汉书·荀悦传》称献帝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荀悦自己在《汉纪序》中则说“约集旧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似乎《汉纪》纯为编年。实际上其行文中往往有插叙的人物小传。这一结构亦为东晋袁宏的《后汉纪》所继承。在这一意义上,《献帝传》可以说是名“传”而实“纪”。

由此看来,《献帝传》这部作品兼具严谨体例与丰富内容,颇有整体时代史的气象,与“献帝的个人传记”这一来自书名的表面印象,其间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延康元年(220)冬十月“汉帝以众望在魏云云”一段后,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值得仔细分析。所谓“禅代众事”,并非仅指对汉魏禅代过程的史事叙述,还详细记录了在这一过程中魏国臣僚、魏王曹丕与献帝朝廷三方之间所发生的文书往来,几近万言。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以“禅让”模式实现的王朝更替的诸多细节,赖此方知。感谢裴注。

如表所示,当时正式的禅代进程分为A-H八个阶段,每一阶段内部又包括次数不等的若干回合。少则二、三,最多达到十三回合,很是考验后世读者的耐心。阶段A、B是魏国臣僚先后据谶纬、符瑞劝进,魏王曹丕均辞让;阶段C是汉献帝第一次册诏禅让,魏国臣僚劝进,魏王一让(“十三回合之战”即发生于这一阶段);阶段D是魏国臣僚再据符瑞劝进,魏王辞让;阶段E是汉献帝第二次册诏禅让,魏国臣僚劝进,魏王二让;阶段F是魏国臣僚再次劝进,魏王态度松动;阶段G是汉献帝第三次册诏禅让,魏国公卿劝进,魏王三让,随后表示接受;阶段H是汉献帝第四次册诏禅让,魏国臣僚上奏典礼安排方案,魏王令曰:“可。”

这当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仪式”,是禅让大典的有机构成。整个过程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参与各方以言辞和行动紧密配合,共同完成了对汉魏交替正当性的论证。禅代过程中使用过的这些文书,在曹魏王朝应是作为官方档案保存。而《献帝传》以如此方式来书写这一过程,既说明撰者有条件接触到这些材料,也说明撰者是以内在于曹魏王朝的政治立场在《献帝传》中展示这些材料的。换言之,曹魏王朝本身很可能就是《献帝传》的撰写主体。只有这一主体才既有动机、又有能力以如此方式来书写汉魏禅代。

曹魏似乎未有为东汉修撰前朝史的计划,但“献帝时代”对于曹魏皇帝权力起源的正当性而言至为关键。包括这一时代在内的“国史”修撰工作在文帝、明帝两代已有相当程度的积累,最终在魏末司马氏主政期间呈现为王沈《魏书》这一成果。王沈党于司马氏,他主持的《魏书》于魏晋交代诸关节“多为时讳”,常为后人诟病。不过在书写献帝时代的部分,或仍继承了之前文、明时代曹魏王权的立场。《献帝传》很可能是曹魏国史修撰工作中的一环,至少应有密切关系。虽然这一书名的由来并不清楚,但其旨趣无疑与“献帝”二字在当时的政治意涵一致。曹魏国史的配方,曹魏国史的味道。

《献帝起居注》:献帝朝廷绝唱

《受禅表碑》明初拓片(局部)

提起“献帝时代”,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另外一个词——“建安时代”。这不仅是因为长达二十五年的建安时代(196-220)占据了献帝时代的大半,更是曹魏王权主导历史书写的结果。翻看《三国志·魏书》即可感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献帝都许成为了时代秩序的转折点。此前的极致混乱衬托出此后政治秩序再建的不世殊勋,曹操的汉朝“功臣”身份借此确立,铺就一条通往曹氏代汉的禅让之路。

都许之前的献帝时代,的确充斥着种种不堪。从董卓入京强行废少立献,到火烧洛阳挟献帝西迁长安;从王允、吕布合谋诛董,到凉州将李傕、郭汜乱战关中,再到献帝历尽艰险的东归之路。这些国人因《三国演义》耳熟能详的情节当然不是向壁虚造。但对于亲历这一时代的政治精英来说,在凉州军阀的搅局之外,都许之前的献帝时代仍有不容轻易否定的积极一面。如诸葛亮《出师表》所谓“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他们心中比较的主要对象,并非之后的建安,而是之前的东汉桓帝、灵帝时期。

如所周知,在东汉后期,清流士人与内廷宦官的冲突成为时代主题。前者所追求的,从仅仅反对“坏宦官”,逐步发展到从制度上彻底清除宦官这样的激进主张。虽然历经两次“党锢”,清流一方一败涂地,激进政治理念的影响力却不曾消退,以至于终将袁绍、曹操这样本出自宦官阵营的青年精英亦裹挟在内。当宦官势力在中平六年(189)八月的洛阳之变中被戏剧性的整体消灭之后,即使迎来了凉州军阀董卓主政的插曲,甫登历史舞台的士人精英仍对以新理念更新皇帝权力结构念兹在兹。这一更新进程与整个献帝时代相始终,并不因“建安”的出现而有所中断。或者毋宁说建安时代也构成了这一更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政治秩序转换的意义上,说“汉魏革命”始于献帝时代而非汉魏禅让,恐怕亦不为过。

幸运的是,正有这样一部作品,由献帝即位后的士人精英主导书写,并且在献帝朝廷与曹操合流后仍未断辍,一直坚持到了建安后期;汉魏禅代之后也未被曹魏国史完全覆盖,最终在中古史注、类书中留下若干残迹。这就是《献帝起居注》。

《献帝起居注》的书名颇有辨析价值。如前所述,青龙二年(234)三月刘协死后方被追谥为“孝献皇帝”。一部成于汉魏禅让之前的书,自然不可能以“献帝”为名。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认为此书原名《今上起居注》,汉魏禅让后改称《汉帝起居注》,青龙二年刘协死后方改称《献帝起居注》,不失为一个合理的推测。

《隋书·经籍志》将《献帝起居注》列为中古“起居注”类作品之首,言其“皆近侍之臣所录”,以区别于汉代女史所主的宫内“起居注”。这一意见值得重视。《献帝起居注》叙事的起点是中平六年(189)八月的洛阳之变,比九月初一的献帝即位还要略早。正是在此之后,东汉皇帝身边的“近侍之臣”整体上由宦官换成了士人。新型“起居注”的创制,可能也是当时主导朝政的士人精英重构皇帝权力的一环。

《献帝起居注》全书早佚。从中古史注、类书所保留的断章残简来看,与前述有整体时代史之风的《献帝传》风格迥异。其书采用单纯的编年体体例,基本收敛于献帝时代皇帝权力展开的历史过程,予人以强烈的“本纪”感。献帝朝廷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成绩在书中得到了重点记录。这不仅限于与曹操合流后的建安时代,也包括了都许之前乱世流离中的诸多举措。如献帝甫即位时“初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书事”,就是在洛阳宫中的宦官群体被消灭后重构内朝体制的重要内容。它并未刻意将献帝时代割裂为都许之前和都许之后两个阶段,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献帝朝廷的历史连续性及其时代意义。显然,其书写者与曹魏王权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姚振宗《后汉艺文志》云,“按《起居注》,惟天子得有此制。献帝自逊位之后,自不得再有《起居注》”,似乎暗示《献帝起居注》应终结于延康元年(220)的汉魏禅代。实际上并非如此。今天所见记事内容最晚的《献帝起居注》佚文,为我们提示了更为复杂的线索。

此佚文见于《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所引:“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诏书绝。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这里所谓“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当为“建安二十一年”之讹。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甲午朔,当月并无壬申日。而二十一年(216)二月辛未朔,初二即为壬申。此时距离延康元年(220)十月的汉魏禅代尚有四年多。这段时间是汉魏禅代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最后阶段,中间还伴随着曹操的死亡和曹丕的继任,大事频率极为密集,照理说可书者甚多。然而今天所见《献帝起居注》佚文,确实看不到此后的内容。考虑到这条佚文以“诏书绝”三字起始,意味着此后许都的献帝朝廷不再能够以汉皇帝/天子的身份发布诏书,则《献帝起居注》很可能亦终止于此。

以“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作为献帝“诏书绝”的标志,有其深意在。依照《月令》古典在重要时令颁布诏书,显示皇帝作为“天子”在和合宇宙秩序时所发挥的神圣作用,是汉代皇帝的重要权力。《献帝起居注》既云“不复行”,说明此前的献帝仍当遵循这一惯例,每年“立春之日,下宽大书”,以显示天下正统所在。选择以此作为“诏书绝”的标志,意在剥夺汉皇帝和合宇宙秩序的功能。反过来说,这一功能当由魏公曹操来替代行使。同年二月廿四日,曹操在邺城“始春祠”,适在初二献帝“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之后。

此前的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为魏公,建魏国宗庙社稷,置侍中、尚书、六卿;十九年(214)正月,魏公始耕籍田;三月,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并置典刑的理曹掾属。此后的二十一年(216)三月,魏公又亲耕籍田;五月,进公爵为魏王;二十二年(217)四月,命魏王设天子旌旗;十月,命魏王冕十有二旒,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汉魏禅代作为一个整体规划的的王朝更替方案,在这几年中已经处于紧锣密鼓的步步为营状态。在曹操身份逐步“去臣化”的同时,汉皇帝的各种制度性权力也逐步被魏公/魏王所替代行使。建安二十一年二月壬申的“诏书绝”乃至《献帝起居注》的终止应也是其中的一环。毋庸赘言,其终结者,正是即将完成“去臣化”进程的曹氏一方。

范晔《后汉书》中的献帝书写

前文从《献帝传》和《献帝起居注》的佚文中辨识出了曹魏王权与献帝朝廷两种声音。虽然后者在都许之后就逐渐被前者压制以至于销声匿迹,但二者无疑都从属于特定的政治势力。在他们为献帝设定的旅途中,献帝本人虽然戴着略有不同的假面,穿着略有不同的华服,重复发出略有不同的话语,作为“道具”的身份却是一致的,可谓另一种意义上的“殊途同归”。

我们有机会听到献帝自己的声音吗?纵然他无法选择自己的旅行路线,可是否有人能在途中记录他个人发出的声音,而非类似“玉音放送”的台词?

答案似乎是现成的。建安十九年(214),献帝皇后伏氏家族谋反事发,曹操派尚书令华歆勒兵入宫收捕伏后。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脑中大概都能立刻浮现出相关画面。事实上其时伏后与献帝间的对话,早已在范晔《后汉书·献帝伏皇后纪》中长久回荡:

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

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顾谓郗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

一个极具冲击力和画面感的告别。在这里,献帝不再是那个为曹魏王权或献帝朝廷尽责表演的完美傀儡,而是发出了面对悲剧命运的挣扎之声。短短三句话,在为献帝博得无限同情的同时,也将“汉贼”的十字架牢牢钉在了曹操的背上。

感动之余,还是应该想想这声音来自何方。毕竟范晔撰《后汉书》已在献帝之后两百余年。如刘知几《史通》评论所言“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范晔的独断体现在他的取材整合,而非凭空杜撰。上述伏后诀别段落,事实上一见于东晋袁宏《后汉纪》,二见于西晋张璠《后汉纪》,三见于吴人所撰《曹瞒传》。追溯史源的结果,居然来自曹魏的敌国孙吴一方。

同样性质的声音,在《后汉书·献帝伏皇后纪》中还出现过一次。在叙述献帝都许“守位而已”、“其余内外,多见诛戮”之后,献帝对入殿中朝见的曹操说:

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

以天子之尊对曹操如此言说,即使只是傀儡,分量之重可想而知,何况地点是在许都献帝宫中。曹操听后果然“失色,俛仰求出”,出宫后“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这段文字尤其是献帝之语凸显了为曹操所挟的天子之窘迫,但又残存些许自尊,与其后伏后诀别之际的无奈悲愤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叙述,应是出自同一种立场的书写。显然,作为当事人的曹魏一方和献帝一方,都不是作者。前者不会如此黑化自己,后者即使想写或者已经写了,也没有机会留下来。

范晔的上述文字可能袭自习凿齿《汉晋春秋》。《太平御览》卷九二《皇王部·孝献皇帝》保留了一段与范书所述(自“献帝都许,守位而已”至“自后不敢复朝请”)几无差别的文字,注明来自《汉晋阳秋》。如所周知,习凿齿在东晋中期撰作的这部作品,一反西晋时陈寿《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蜀吴为僭伪的立场(这也是西晋的官方立场),以蜀汉为继承东汉的正统,曹魏则变成了非正统政权。上述文字背后的政治立场与习凿齿这一是蜀非曹的正统观正相一致。

实际上《汉晋春秋》也是有所本的,即《献帝春秋》(相关佚文见于《说郛》卷五九)。此书为孙吴袁晔的作品,因多载传闻,被裴松之斥为“凡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谓以吾侪之言而厚诬君子者矣。袁暐(晔)虚罔之类,此最为甚也”。可以想见,这种借献帝之口渲染曹魏王权之非正统的小道故事,最为敌国朝野所津津乐道。看似出之于献帝个人,不过是另一版本的“台词”而已。

颠倒之旅

对“献帝旅行记”的梳理暂告一段落。可以看到,旅程自献帝即位就同步开启,由士人精英创制的《献帝起居注》,陪伴了献帝的西迁与东归。建安元年(196)与曹操合流后,一方面献帝朝廷的声音被逐步压制,一方面曹魏王权开始主导对献帝时代的历史书写,汉魏禅代后更是以修撰国史的方式加以强化。《献帝传》即诞生于这一进程中,与明帝青龙二年(234)献帝死后谥曰“孝献”、陵曰“禅陵”互为表里,共同组成了谱写曹魏王权正当性的庄严和声。

然而魏晋禅代之后,虽然西晋官方仍以曹魏为正统,情况却开始起了变化。陈寿《三国志》将魏、蜀、吴三国并置却为朝野精英所接受,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西晋灭吴完成南北统一,又为孙吴时代以敌国立场写下的诸多传闻之辞提供了流通舞台,使其逐渐进入主流视野。至永嘉南渡,在建康精英对中州往昔的频频回顾中,形势终至彻底倒转。习凿齿《汉晋春秋》发其端,范晔《后汉书》定其谳,我们目睹了曹魏王权在历史书写中的跌落;献帝本人则以一种戏剧化的悲剧形象,被献祭于这场迟到的“复仇”。

搁笔之际,不禁玄想,若可造访过去,你希望去看看哪个历史时刻的献帝呢?我的答案兴平二年(195)十二月庚申。在那个寒冷冬夜,东归的献帝朝廷于弘农曹阳亭为李傕、郭汜军所追及,惨遭屠戮。献帝一行狼狈爬下十余丈的黄河高岸,方得登船北渡。其余不得渡者甚众,争相赴水攀船,据说“船上人以刃栎断其指,舟中之指可掬”。面对一船公卿、后妃与残指,回望渐行渐远的高岸屠场,那个惊魂未定的少年天子,或曾有过转瞬即逝的本色流露。

(原载《带献帝去旅行: 历史书写的中古风景》,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