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三处华人工厂为案例，即尼日利亚卡杜纳的纺织业、南非新堡的制衣业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的皮鞋业，对非洲的华人工厂历史做了简要回顾和分析。
本文强调，华人工厂自非洲独立之初就深度参与了非洲国家工业化的探索，在20世纪60至70年代、20世纪80至90年代和21世纪这三个不同阶段对于非洲国家引进生产技术、创造就业和融入全球产业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华人工厂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其生产规模大小不一，经营策略也有差异，在非洲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影响。华人工厂在非洲能否长期成功，既受其本身的经营模式的影响，也取决于当地政府的工业政策、劳工状况以及全球产业环境的变动。
本文摘自《危中有机：大变局中的非洲》（刘海方、王进杰主编，商务印书馆，2023年11月出版），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秘书长许亮。
【文/许亮】
一、引言
过去三年，全球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给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超级全球化”来了一次急刹车，也对国际金融市场、能源、粮食和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
早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由于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以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全球化进程放缓已初现端倪；2019年初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专门就《慢全球化》予以讨论。这些变化给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带来了挑战和不确定性，也给过去十年被热议的“非洲崛起”的乐观期待蒙上一层阴影。
不过，“慢全球化”迫使各国政府将注意力从外部转向内部，也将促进区域内深层经济联系。因此，后疫情时代或将成为非洲发展的机遇期。
非洲近期最重要的发展进程是2021年1月1日正式启动的《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纵观历史，非洲经济长期依赖外向型融入，但非洲对外贸易只有20%是域内贸易（即非洲国家间贸易），这一比例远低于亚洲国家（61%）和欧洲国家（70%）。非洲自贸区不仅将促进非洲经济的内向型融入，更重要的是，它将给非洲工业化带来发展契机。
20世纪60、70年代，非洲国家曾实施了进口替代工业化，但都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重要经验教训是单一非洲国家的狭小市场不足以支撑过剩的工业产能和昂贵的生产设施与成本。非洲共同市场的建立使得非洲一国的产能可以辐射整个非洲，为非洲重新思考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可能性。
在非洲新一轮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制造业投资和工厂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国自身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由于中国国内产能相对过剩，国内消费出现瓶颈，企业对资源、原材料以及海外市场增长的需要，大批中国投资者选择在非洲拓展业务。截至2020年，中国在非洲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已超430亿美元，是非洲国家最大投资来源国之一。 中国国有企业在非业务大多集中在能源、矿产与基建产业，而数量众多的私营企业更倾向于从事制造、贸易和服务业。
资料图来源：AfDB
2017年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非洲的中国企业数量已经超过1万家，其中90%为私营企业，约30%为制造业企业，员工中近90%为当地非洲雇员。因此，随着中国工业资本和制造业企业大规模进入非洲并在当地投资兴业、创造就业，有分析认为非洲或将开启工业化新阶段，并有潜力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针对中国制造企业在非洲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学界现有研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研究是从全球产业链的宏观视角研究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机遇，同时也强调非洲的资源优势、人力成本以及相关国际贸易政策给非洲工业化带来的契机。
第二类研究侧重分析非洲中国工厂内部的劳资关系，特别是中国管理人员如何管理当地员工以及中国企业薪资待遇等问题，强调中国与非洲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文化差异给企业内部劳资关系带来的挑战。
第三类研究则聚焦中国企业在非洲的人力资源培训、技术转移以及如何促进当地上下游产业的增长与变化。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最近10多年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挑战。同时，虽然有部分学者做了一些国际比较（例如对比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和其他外国企业），但大多数研究的分析视角仍是以中国大陆企业或工厂为中心。
本文试图从历史视角来考察非洲的华人工厂，希望能对既有研究做一些有益补充。具体而言，本文借助一手的民族志资料与相关二手研究，选取了三处华人工厂为案例，即尼日利亚卡杜纳的纺织业、南非新堡的制衣业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的皮鞋业。
一方面，本文通过回顾这三个案例强调非洲华人工厂不仅是最近20年的新现象，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独立初期，20世纪80、90年代非洲经济转型期和21世纪非洲快速发展时期这三个阶段，非洲国家都曾主动邀请华人工厂深度参与非洲工业化进程。这种视角既可凸显非洲国家在吸引中国企业过程的主动性，避免中非关系叙事中以中国为中心的分析倾向，也反映出华人工厂在非洲国家工业化探索历程中的积极贡献，进而超越中国向非洲转移血汗工厂的狭隘叙事。
另一方面，研究中非关系的学者们对来自中国不同性质的资本做了区分，如国有资本、大型私营资本以及中小规模的民营资本，进而可以更为立体地呈现“全球中国”（Global China）或“中国走出去”这一概念和进程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借由这一分析框架，本文也反对对来自中国的经济行为体做单一化的简单定义。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涵盖了来自中国大陆、香港与台湾地区的企业，同时在分析过程中也注意区分国有企业、大型跨国集团以及小型家庭工厂等不同类型的华人企业。
二、卡杜纳：尼日利亚棉纺业的兴衰与转型
卡杜纳是尼日利亚北部城市，建立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在尼日利亚1960年独立以前曾是北方保护领的首府。自20世纪50年代起，卡杜纳逐渐发展为当地重要的工业核心区域，也因其繁荣的棉纺织业收获“尼日利亚的兰开夏”之誉。
与其他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类似，尼日利亚政府在独立后选择以轻纺业为切入口，大力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战略。为了减少对英国纺织品的依赖，卡杜纳政府积极利用当地工业基础，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发展集团（Northern Nigerian Region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支持下，在卡杜纳扶持建立了4家大型纺织厂。
1964年，来自香港的查氏纺织集团创立了尼日利亚联合纺织有限公司（United Nigerian Textile Ltd），后者迅速成为尼日利亚北部地区最大的纯棉与印花布生产厂家。查氏集团随即在尼日利亚扩大经营，并向整个西非地区销售成衣。得益于在尼日利亚的成功，查氏从此发展为大型跨国集团，建立起涵盖亚洲、西非、欧洲与美国的全球生产销售网络。查氏集团的查济民也因此成为享誉世界的“纺织大王”，但鲜有人知道其第一桶金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西非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在查氏集团投资卡杜纳的同一时期，中国政府也在开展对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援助。中方资料显示，从1961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财政、技术支持等形式援助了非洲各国共计九家大型棉纺工厂，这一政策称作“纺织援非”。
然而，除达累斯萨拉姆的中坦友谊纺织厂外，其余所有中方援助纺织厂都于20世纪90年代末关停。这些工厂关停的原因有很多，既有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改革的影响，也有因基础设施水平有限导致的生产效率低下，还包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廉价进口商品的冲击。目前，中坦友谊纺织厂成了“纺织援非”时期兴建的仅存的一座工厂。虽然中坦友谊纺织厂于1995年进行过一次重大的所有权改革，试图重整旗鼓，但此后还是经历了大幅裁员，盈利之路极为坎坷。
在过去50年里，查氏集团在卡杜纳创办的联合纺织公司走过了相似的发展与衰落路程。
尼日利亚纺织产业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繁荣时期显示出迅速增长的态势。据相关研究，联合纺织公司的员工一度超过5000人，主要是男性员工。然而，好景不长，1986至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尼日利亚推行了经济结构调整改革。这一改革对尼日利亚的纺织产业是一次巨大打击。由于货币贬值，进口外国织机和设备极其昂贵，几乎成了奢望。而尼日利亚政府在基础设施与棉花生产方面也几乎毫无投资。
资料图来源：Africa-press
21世纪初以来，廉价的中国纺织品的进口量持续增长，其在尼日利亚的市场份额大幅提升，对当地纺织品造成了冲击，进一步加深了尼日利亚国内纺织企业困境。截至2007年，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卡杜纳四大纺织厂都已停产。
不过，联合纺织公司在最近10多年里获得了一次转型契机。
2010年，在尼日利亚棉纺服装发展基金会（Cotton, Textile and Garment Development Fund）的帮助下，查氏集团重启了联合纺织公司的工厂。然而，重启后的新工厂仅保留了此前员工数量的四分之一，布匹产量也显著减少。虽然工厂店生产规模今非昔比，但查氏集团开始在尼日利亚转变发展思路，试图与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形成差异化竞争。
查氏集团凭借对西非当地纺织品市场的了解，积极利用其国际一线设计师的人脉，开始聚焦生产高品质纺织品，并设立自有高端品牌“达维瓦”（Da Viva）。这些中高端纺织品以现代蜡染技术打入西非当地市场，由尼日利亚与加纳的多家工厂同时生产，在西非地区成功建立了品牌形象，并在消费者群体中拥有不错口碑。
回顾查氏集团在尼日利亚的经营历程，它虽然没能在独立后初期帮助尼日利亚完全实现工业化，但其近期的转型或许代表着中非服装产业合作的一种潜在模式。
中国学者刘少楠通过对联合纺织公司老员工进行访谈指出，查氏集团在尼日利亚经营的几十年中，通过企业内部职业培训和引入现代设备等方式在当地真心实意地推进技术转让，许多工人表示非常怀念联合纺织公司内部良好的劳资关系以及比同行业更高的工资和遣散费。
美国学者勒内在总结查氏集团在尼日利亚投资的主要特征时强调，“（联合纺织公司）高效生产与营销，迅速应对变化的经济形势，尊重尼日利亚政府项目与工人的需求”，而在集团面对亏损时，它“牢牢守住了底线”，没有彻底放弃西非当地市场，而是努力通过科技与营销创新将生意扩展到高端纺织品牌。
三、新堡：血汗工厂还是包容二元？
新堡是位于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的一个工业城镇。南非种族隔离时期曾对南非的黑人民族进行强制的迁移和定居，新堡正好位于当时的“白南非”和祖鲁人聚居的“夸祖鲁”的交界地带，属于“白南非”一侧，但是会吸纳周围的黑人前来就业。20世纪60、70年代，新堡拥有比较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一定规模的煤炭、钢铁产业，曾一度被认为是一座种族隔离的“模范城镇”。
自20世纪80年代起，新堡逐渐吸引了台湾与香港的企业家（以台湾企业家为主），并成功地转型成南非重要的服装生产基地。
新堡在台湾和香港的招商引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南非国家政策所决定的，当时的南非种族隔离政府正遭受越来越严苛的国际制裁，很难从主要西方国家吸引投资。南非政府期望绕开国际社会制裁，来到台湾和香港吸引外资，前往指定的黑人聚居区附近设立工厂，进而吸收黑人劳工，使得黑人和黑人聚居区在经济上能够维系下去。
促成台湾和香港企业来到新堡有多重原因。南非当时处于种族隔离制度之下，黑人权益受打压，黑人的工会组织程度不高，薪资水平低，对于港台企业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当时的南非不仅在“外交”上与台湾省政府保持友好关系，还给前来投资设厂的外商提供了极为慷慨的优待政策，包括高额的工人工资补贴、外商安家费、优惠的美元汇率和申请南非永居权和国籍的便捷通道。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南非吸引港台企业有其种族隔离制度的特殊原因，但20世纪80、90年代有大批港台企业家来到南部和东部非洲国家投资兴业，在南非、毛里求斯、莱索托、斯威士兰和马拉维等国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例如，被人津津乐道的“睡衣岛国”毛里求斯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从原先的进口替代工业战略转向包含出口导向的混合型战略，成为非洲工业化相对成功的范例。其中，80年代大量来自香港和台湾纺织服装企业的投资是毛里求斯成功转移的重要的外部因素。
资料图来源：社交媒体
一方面，香港和台湾在20世纪60、70年代经历了高速增长期之后，很多中低端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现了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行业内部过度竞争以及市场饱和的局面。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香港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点鼓励发展电子、半导体等新兴产业，以服装、制鞋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逐渐开始外移。为了寻找更低的制造成本，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了东南亚国家，一部分迁往中国大陆；而与此同时，得益于非洲国家的招商引资政策，也有一部分产业开始迁往非洲。
另一方面，港台地区以服装、制鞋为代表的一些产品在进入欧美市场时也开始不断受到配额和高关税的限制，相关制造企业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生产基地来规避欧美市场对于产品来源国的限制，进而选择来到非洲国家设厂。
根据笔者的研究，1983年第一家来自香港的华人服装工厂入驻新堡，1996年新堡拥有的华人工厂增至48家。这些企业主要来自台湾，香港企业只有3家。截至2020年，新堡大约设有120家华人开办的制衣厂，雇用当地祖鲁女工约20000人，享有“南非的服装圣地”之誉。目前，新堡几乎所有华人服装公司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工厂。每家工厂的雇工规模为50至400人不等，其生产主要是面向南非国内消费者生产基础服饰、校服以及快销时装。
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80、90年代有3家大型香港企业与多家台湾企业曾在新堡从事出口服装的生产业务，但此类大型出口企业都已于2005年前后关停。其背后的原因也是多重的。一方面是南非当地人工成本增加和工会的涨薪罢工活动频繁；另一方面，美国政府2001年出台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给予了非洲国家产品优惠的关税，但是对南非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则在原材料来源地和生产过程有严格规定，相比于莱索托、斯威士兰、埃塞俄比亚等落后国家，南非的生产和贸易优势被削弱。因此，现存于新堡的华人工厂大都经历过规模缩减与业务调整。
2005年前后，港台大型出口型企业纷纷退场之际，起先担任这些工厂的大陆管理人员抓住机会，通过或租或买的方式取得了廉价厂房与二手设备，就此成为新一拨的工厂经营者。因此，目前新堡的华人服装厂中大陆人经营的比例占多数，约80家，剩下40家为台湾人工厂。
虽然也受到廉价的中国出口产品打击，但新堡的华人工厂比上文提及的尼日利亚纺织企业更加顽强，凭借南非国内大型超市、连锁店以及一些企业和机构的小额、短期订单成功守住了自己的市场份额。当地的华人工厂主们表示，他们生产灵活、交付周期快，成本控制合理，因此能够一直持续经营至今。
过去20年间，新堡华人服装工厂始终位于南非国内关于创造就业与产业政策争论的风口浪尖。
1994年，南非种族隔离终结后，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南非工会大会（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南非共产党（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结成“三方联盟”在南非长期执政，南非的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拥有很大的政治话语权和政策影响力。2003年成立的“全国服装产业议价委员会”（National Bargaining Council for the Clothing Manufacturing Industry，简称NBC）就是一个例证。该议价委员会旨在提高全国服装生产部门的最低工资标准，进而削减地区间报酬差距，并要求企业主强制执行。
为了回应上浮的工资以及工会的罢工活动，新堡的华人工厂也组织了好几次“资方罢工”以示抗议，即集体关门停业。由于工资是当地工人的唯一生机来源，因此“资方罢工”后，工会往往会与华人工厂达成妥协，要求恢复生产。
在新堡的华人工厂看来，“全国服装产业议价委员会”里面的资方代表大多是来自富裕的西开普地区的大企业，它们主要生产利润丰厚的奢侈时尚类服饰。而新堡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处于相对欠发达地区，工人的技能和生产效率也较低，并且新堡华人工厂主要生产薄利多销的中低端服装产品，供应当地超市和连锁店销售。因此，华人工厂认为“全国服装产业议价委员会”确定的最低工资水平非常“不公平”，决定诉诸法律行动。2013年，位于彼得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的高等法院宣告谈判委员会和南非劳工部的行为非法，理由是谈判委员会里面中小企业代表性不足，新堡的华人工厂可以不执行上述机构提出的最低工资标准。
鉴于南非失业率高达30%，劳资双方“罢工”同时出现的奇特现象揭示出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高失业率与强大工会之间的深刻悖论。就像工人们常说的，“半块面包总比没有好”。因此，部分南非学者呼吁出台一种“包容二元”的工业政策，即在提高工人生产效率和薪资待遇、促进“体面工作”（decent work）的同时，也给低薪、低技术、劳动密集的企业留下生存空间。
性别在新堡华人服装产业的劳工关系中也尤为突出。
纵观全球工业发展史，我们常常将服装产业与“工厂女孩”或“厂妹”（factory girls）联系起来。她们十七八岁或二十出头，尚未结婚，通常在工厂里劳作几年后回到自己的家乡结婚生子，开启人生下一个阶段。但笔者的访谈资料显示，新堡的祖鲁女工80%以上是年龄在20到50岁不等的未婚母亲。当地的祖鲁人将这些工人称为“mama mabhodini”，意为“工厂母亲”或“厂妈”。
研究南非社会经济变迁的学者曾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南非经济下行，很多矿业企业和白人农场开始大规模裁员，并通过机械化转型减少薪资支出，随之南非社会特别是黑人成年男性大规模失业，进而造成南非黑人家庭的分崩离析。由于失去了原先可以在矿区和农场的工作机会，南非黑人男性也失去了组建家庭的经济基础，新堡的“工厂母亲”们便在家庭内部依赖不同代际女性成员之间的相互扶持，组建“以女性联结的家庭”（the female-linked family）。
因此，虽然华人服装厂并非导致上述女性互助家庭产生的原因，但祖鲁女性这种家庭结构是劳动密集型的低薪制衣产业能在新堡等地发展存续的重要的社会基础之一。在新堡，家庭中通常有一位女性进厂工作挣取一份工资，另一位女性留守家中，进而实现照顾孩子和处理家务的责任以及完成她们劳动与情感再生产。
四、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制造”（Made in Ethiopia）的可能性
过去几十年中，埃塞俄比亚始终位于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之列。但在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执政时期，埃塞俄比亚通过积极制定工业政策，在过去15年中经济始终保持着两位数增长。自2002年起，埃塞俄比亚各类全国工业政策文件都将创造就业与出口创收视作生产领域的重点。其中，皮革产业则因为涉及埃塞俄比亚国家工业的未来而得到格外关注。
直至近期，埃塞俄比亚虽然拥有非洲最多的牲畜总量以及悠久的制革历史，但该国的皮革产业仍旧工业水平低下、增长缓慢。埃塞俄比亚政府很清楚，其皮革产业要想腾飞，需要一个“头雁”公司打入国际市场。
21世纪初，梅莱斯·泽纳维开始接触意大利及德国几家公司，但尝试无果，他随即将目光投向东方，并收到成效。2011年，中国最大的女鞋生产品牌、来自广东的华坚集团来到亚的斯亚贝巴城外中资运营的东方工业区（Eastern Industrial Zone），建立了第一家海外工厂。
促使华坚迈出这一步的原因很多，既有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战略，也有埃塞俄比亚诱人的鼓励政策、廉价的劳动力和皮革原材料。此外，还有一个关键原因是不受限制的广大海外市场。由于华坚主要面向欧美消费者，为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马克·费舍尔（Marc Fisher）、寇驰（Coach）和盖斯（Guess）等欧美品牌代工，从埃塞俄比亚生产出口可以不受配额限制并享受相关的关税优惠。因此，与早期尼日利亚的查氏集团以及现在新堡的华人服装厂不一样，华坚主要依托的是埃塞俄比亚出口导向发展政策。
华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获得成功后，随即于2015年兴建第二厂房，位于亚的斯亚贝巴近郊的集团自建的工业园内。如今，两家工厂合计雇用埃塞俄比亚劳工近8000人，年产500万双皮鞋，占埃塞俄比亚皮鞋出口的65%，每年创造外汇收入3100万美元。
华坚在埃塞俄比亚工厂（资料图/华坚官网）
恰如在非洲的许多中国企业，华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埃塞俄比亚员工缺乏现代工业职业规范和相对较低的技能水平。华坚集团运用了多种方法提升车间工作的准点率与生产效率，比如开设班车线路助力工人按时到岗、管理人员按迟到扣除奖金、在生产小组之间开展生产竞赛以及采取类似军训的方式管理培训新员工等。华坚集团还会将工人干部送到中国南方的东莞总部培训，回国后他们则在工厂里担任中层管理岗位。
关于劳动状况与薪酬水平，近期一项基于纵向数据比对的研究表明，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制造企业与当地其他外资龙头企业相差无几。但这并不代表工人没有怨言。有研究表明，由于埃塞俄比亚政府惯于以比较威权的手段来调控经济，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压和限制。这使得工人缺少集体发声机制，只能以个人行动表达不满。其直接后果就是，在埃塞俄比亚皮革与纺织部门员工出现较高的离职率。作为应对，企业通常需要提供工资以外的一些福利来安抚并留住员工，增强待遇吸引力，比如免费伙食、补贴、奖金及医疗服务。
从性别角度看，在埃塞俄比亚的皮革与纺织产业雇用的劳工当中，女性员工至少占全体工人一半左右，人数可观。以阿瓦萨工业园为例，近2万名当地女工在园区内工作，她们大多来自农村，居住在园区附近的小镇上。研究显示，在埃塞俄比亚工厂中的女性员工比男性的离职率低，经验丰富且绩效表现优异的男性员工最容易离职。
毫无疑问，工业园区提供的就业机会有助于提升当地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女性满足于工厂里的流水线工作。牛津大学长期研究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的学者戴梦涵（Miriam Driessen）指出，随着中国企业近年来在埃塞俄比亚投资的增长，前往海湾国家打工的埃塞俄比亚妇女数量也在增长。这说明很多埃塞俄比亚女性将华人工厂的工作视作积累资金的跳板，她们当中的一部分人通过挣取工厂工资，攒足旅费，然后选择前往海湾国家从事家政服务，以谋取远高于流水线工人的薪酬待遇。
如今“埃塞俄比亚制造”的鞋履已得到全世界的青睐。华坚在埃塞俄比亚经营的成功也鼓舞了其他企业。好几家大型皮革产品公司随后都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工业园区建厂，其中包括一家台湾制鞋厂和一家中资手套厂。
过去的10多年里，埃塞俄比亚工业发展战略很大程度上效仿了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即吸引轻型制造业投资，鼓励出口导向的工业，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有学者警告称，在皮革与制衣产业当中，国际价值链已经开始挤压供应端，国际竞争也愈加激烈，这意味着供应商入行门槛提升，产量要求增加，容错空间更小以及产品单价更低。
这种挑战同样适用于眼下其他试图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导致在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中低端制造业出现了空前竞争，客观上也增强了跨国公司的议价能力。因此，对于像埃塞俄比亚这些渴望复制东亚奇迹的低收入国家，此等变化将会造成新的挑战。
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近两年的内战也干扰了包括华坚在内的当地企业生产和政府工业政策的安排。故此，埃塞俄比亚工业化的中期前景还不明朗，有待进一步追踪与观察。
五、结论
本文回顾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非洲华人工厂案例，强调华人工厂自非洲国家独立至今一直是非洲国家工业化探索的重要参与者。尽管中国国有企业涉足非洲轻工业较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但中国私营企业在非洲大陆轻工业发展中更为活跃，国际化程度也不断提升。
本文介绍的华人工厂分别涉及纺织、服装和皮鞋行业，都属于轻工业生产部门，它们均为私营企业，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其规模大小不一，经营策略迥异，塑造了多样的劳资关系，也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影响。可以说，华人企业在20世纪60至70年代、20世纪80至90年代和21世纪这三个不同阶段，对于非洲国家引进生产技术、创造就业和融入全球产业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卡杜纳、新堡和亚的斯亚贝巴的华人工厂源自不同的时代，但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这三处华人工厂的两个相同点和一个重要差异。
首先，这三处华人工厂都是受到所在国邀请参与当地工业化发展。例如，查氏集团于20世纪60年代在卡杜纳设立纺织厂，参与尼日利亚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并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了兴盛、衰落和品牌升级转型。20世纪80、90年代大批台湾企业家前来新堡兴办工厂，是南非种族隔离政府为规避西方国家制裁，在黑人聚居区创造就业以限制黑人流动的重要举措。同样，埃塞俄比亚政府大力扶持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园吸引了中资企业前来打造新的皮鞋生产基地，助力“埃塞俄比亚制造”的腾飞。
其次，这三处华人工厂都雇用了大量非洲本地工人，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查氏集团的联合纺织公司、新堡华人服装厂和华坚在当地创造的就业岗位分别高达5000个、20000个和8000个，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
再次，这三处华人工厂经营策略存在明显差别。联合纺织公司在成立之初着眼于尼日利亚国内棉纺织品进口替代，但在近10年转型过程中则是依靠增加品牌价值和西非内部的区域性市场。新堡华人工厂最初也是着眼欧美市场，但近20多年逐渐演变为以南非国内市场为主的生产模式。虽然南非国内市场容量相较于其他非洲国家要更大一些，但新堡华人工厂面临的工人涨薪和产品升级压力与日俱增。华坚采用的是典型的出口导向模式，较好地结合华人资本和技术、埃塞俄比亚当地劳动力和皮革资源以及欧美市场三方面要素，但也面临国内政局影响和全球产业链挤压的竞争压力。
这三个案例表明，进口替代工业化在非洲也具有重要潜力，非洲国家可因地制宜，加强内部市场整合，在发展中同时重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
上述分析为我们审视非洲华人工厂和非洲工业化提供了三个重要视角。
首先，政府的作用很关键。政府的作用既体现在中非政府之间的国际合作，也包括所在国政府制定的工业政策，它们都会促进、塑造在非的华人制造业。历史表明，一套能够充分挖掘本国的潜在资源优势、推动跻身全球价值链的工业政策对当地华人工厂的繁荣壮大都至关重要。
其次，中资企业的性质也很关键。本文涵盖了多种中资生产企业，从香港的跨国集团到台湾的家族企业，再到大型出口商以及小型华人家庭生产者。以大型出口商为例，其全球关系网络与大规模商业活动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些优势也令他们对人工成本上涨、汇率波动与国际竞争更为敏感。相反，新堡的小型华人家庭生产者虽然并不属于利润丰厚的生产者，但表现出极强的经营韧性，在劳资的谈判中也不太容易妥协。
最后，当地劳工状况也是影响生产经营的关键要素。非洲的华人工厂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重要组成部分。新堡和亚的斯亚贝巴的案例表明，当地工会运动和劳工性别深刻影响华人工厂的生产实践，并在全球价值链中体现出来。它们在非洲雇用了大量的非洲女性员工，进一步分析劳工性别问题也将有助于揭示全球产业链更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
因此，华人工厂在非洲能否长期成功既受其本身的经营模式的影响，也取决于当地政府的工业政策、劳工状况以及全球产业链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