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是国家卫健事业进步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卫健工作面临着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流行，医疗卫生资源短缺、水平低下的严峻形势；当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约35岁。

经过75年的砥砺奋斗，中国卫健事业取得了非凡进步，14亿人的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据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6岁——这是75年前的两倍多。而且，我们还积极参与全球健康事业的发展。这条艰辛的道路上有科研工作者、医护人员、志愿者等无数人的无私奉献。

国庆75周年之际，观察者网以新中国麻风防治作为叙述切口，刊发三位麻风防治医生的口述回忆。他们的故事被记录下来，得益于杭州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中心暨人文学院教授周东华数年来的走访和研究。

周东华教授近年来专注于中国麻风病防治史研究，整理了境内外馆藏的明清以来麻风隔离防疫史料，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政府和社会的麻风隔离防疫观念、实践与制度变迁，厘清教会、精英和政府在其中的不同角色，从麻风隔离防疫历史出发探讨国家治理传染病的公共卫生史。在如今国家和大众重视健康的背景下，总结历史经验，总能对未来有所助益。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东华】

新中国麻风防治事业几乎始于“一穷二白”。

据中国麻风病防治专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尤家骏统计，1948年中国共有小型麻风院40处，“除云南昆明一处麻风院是当地市政府办理外，其余39处都是外国教会创办”，他们创办教会麻风院的目的，“是藉慈善名义，进行传教，也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工具的一种，不是要全面消除我国的麻风病。”即便如此，教会所控制主办的麻风院仅几百张床位，难以应付全国近40万麻风患者所需。

基于此，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中央卫生部李德全和贺诚两位部长均将麻风视作对人民健康“为害最大、发病最多、死亡率最大”的疾病之一，是新中国确立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的卫生防疫政策首先要消灭的疾病之一。

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组建麻风防治队伍，调查麻风流行状况，建立麻风防治机构，制定《全国麻风病防治规划》，确立“积极防治，控制传染”方针。经过从“控制麻风传染阶段”（1950-1980 年）到“基本消灭麻风阶段”（1981-2000 年） 再到“消除麻风危害阶段”（2001-2020 年）三个阶段的积极有效防治，中国成功控制麻风流行，基本消灭麻风危险。这一历史性成就取得，离不开祖国麻防战线三代麻风医生的奋斗。

资料图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由于麻风患者众多，麻风医生异常紧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卫生部发布的第一份有关麻风防治事项通报指出：“希望今后各地医务工作者要明确的认识防治麻风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为解决医患供需难题，中央卫生部开始大规模培养麻风防治专业人才。

1951年，中央卫生部在山东举办首届麻风防治高级研究班，麻风高流行地区23名医师参加。1952年在西北5省举办27位医师参加的同类进修班1954和1955年在山东再次举办麻风防治高级研修班，共60名医师参加。这些从高级进修班毕业的医师，回到甘肃、新疆、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山东等省，归当地卫生厅领导，并举办类似的麻风防治中级进修班，在短时间内培训了数千名基层麻风医生。

在这数千名基层麻风医生中，有一批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卫生学校的中专生，服从组织分配，投身麻风防治工作。

广东湛江的梁宇医生，1954年毕业，先是分配在公费医疗门诊部。1956年左右，公费医疗门诊部开始搞麻风工作，她志愿参加广东省卫生厅在东举行的第四届麻风班培训班，此后一直服务于湛江麻风防治事业。对于最初的志愿选择，她说“要是知道麻防任务这么艰难，我们当时绝对不敢接，不敢搞，但要是再重来一次，我们都还会选择坚守麻防第一线。”

1958年毕业于江苏省镇江医校三年制中专后分配到沭阳防疫站工作的江澄医生，在职业生涯之初就接触麻风防治工作，1961年更参与马海德在江苏海安开展的麻风普查试点工作，从此与马海德“结缘”。

马海德写下的“祝你在建设社会主义及麻风防治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的题词成为江澄医生一辈子奉献中国麻风防治事业的信念。江澄医生说：“他强调麻风防治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思想跟他的鼓励使得我能够坚持干下去，甚至退休以后一直还在干，干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或者说，我可以干到死为止。”（注：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是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参加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1936年初，马海德受中共中央红军邀请，由上海前往陕北提供医疗救助，于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他投身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55年的传奇人生。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1950年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全身心投入到麻风防治工作中，改变了中国数十万麻风患者以及数百万麻风患者家属命运。1988年9月23日，卫生部授予马海德“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

马海德医生紧紧握住一位麻风病人的手大连晚报

1972年甘肃临夏州卫生学校全科临床专业毕业的宋渊医生和另一位同学被分配到和政疗养院从事麻风防治工作，“我另一个同伴害怕麻风，怕被传染，坚决不去麻风病院，但我听见以后就想，麻防工作是祖国需要，分配到麻风病院就是要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下定决心要去搞麻防。”就这样，宋渊医生从事了一辈子麻风防治工作，“这么多年过去，我想要是重来一次，我还是会坚定当初的选择。”

梁宇、江澄、宋渊三位麻风医生，是数万中国麻风医生中的普通一员。他们的生命故事，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5周年来中国麻风防治事业的大历史。

对谈一| 梁宇：新中国初期湛江麻风防治无悔的亲历者

【人物小传】

梁宇：1932年出生，麻风病防治医生。1956年响应中央号召投身麻防事业，参与广东省湛江市麻防工作，她开始走上麻防岗位时，全市麻防组只有三人，最困难时只剩下两人，要负责全市的麻风普查和上百名麻风病人的送药工作。

那个年代条件艰苦，交通工具缺乏，搞麻防工作又要经常下乡走访，每到一个乡镇，都要对群众挨户查访，梁宇医生就这样在麻防岗位上兢兢业业、默默奉献了三十多个春秋；至1987年退休，和千千万万奋战在麻防战线的医生一样，为我国麻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东华教授（右二）带队走访梁宇医生（图中），岭南师范学院彭展老师（右一）为此次访谈提供诸多帮助。

梁宇医生作者供图

笔者：您毕业后为何选择了麻风工作？

梁宇：我也不是一开始就从事麻防工作的，幼时广州家里的一个保姆是东莞人，东莞麻风病人很多，她一说“麻风佬来了”我就吓得要死，平时也用“麻风佬”来吓我，因为她，我才知道麻风病是一种很恐怖、很吓人的病，但是麻风病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从来没见过。

我1954年毕业以后，分配在公费医疗门诊部，1956年左右，公费医疗门诊部开始搞麻风病工作。当时的卫生局长是一个姓孙的老红军，他在领导会议上说：“中央提出要搞麻风病的防治，鼓励广大医护人员参与。”之前举办过第三届麻风班，但湛江没人肯去，派不出人，孙局长就被批评了。

我听见以后就想，麻防工作是祖国需要，分配到湛江就是要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下定决心要去搞麻防。我和廖霞蕾医生一拍即合，就一起去找孙局长。孙局长说我们不知道麻防工作的艰难，不能去。在去麻防工作前，我和同事确实不知道具体工作是什么。我们想法很简单，觉得这病和其他病一样，生病了就打针吃药，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坚持要去。

孙局长说我们空口说话不算，让我们写申请、签名，还要按指纹，怕我们反悔，在这之后一位中医也加入了我们。6月份后，我们三个就一起去了东莞的第四届麻风班。我、廖霞蕾医生、陈德轩中医一起培训了三个月，培训结束后回来成立了麻防组。廖霞蕾医生1952年就来湛江工作，工龄比我长，算是小组的负责人。

加入麻防工作时我已经有了男朋友，他是本地人，知道当地麻风病人比较多，回来后很害怕，劝我不要搞这个工作，我和他说是书记动员我们，他是老干部、老党员，1940年代入党，心中也有责任感，就没了意见。

虽然他支持我参加麻防，我上山调查，他管小孩，但是我知道他心里面还是害怕，所以我有个习惯，下班回来衣服都是挂房外，不进屋。当时我们的宿舍还没这么好，就挂在门口，放在太阳下晒。这个习惯我保持到现在，因为我是搞传染病研究的，不仅搞麻风病防治，还搞鼠疫研究，所以外面街上穿过的衣服都不会拿进屋。

笔者：当时麻防宣传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效果如何？

梁宇：我们在麻防宣传的过程中要和民众们解释什么是麻风病。采取的方式是登报纸，放广播，或是在公社发资料，在市区发宣传册。

我和廖医生普通话讲得不是很好，就找了一个防疫站会讲雷州话、普通话和白话的女同志，让她来帮我们做宣传。但是宣传范围也不广，很多村子的交通不方便，不能宣传到每个角落；宣传效果有限，百姓们的卫生知识比较落后，不是很相信我们所讲的内容。

以前防疫站还抽派我们一村一村去打百白破（注：百白破三联疫苗，是白喉类毒素、百日咳菌苗和破伤风类毒素按适当比例配置成的联合疫苗）、小儿麻、糖丸疫苗，但是群众都不肯打。村干部在宣传中也不太积极，一般都是主动问他们，他们会陪同我们一起到病人家。但公社卫生院的几个医生都比较积极，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太平公社的陈医生，他的病人很穷，他自己是兼职医生，还把自己的旧棉被、旧蚊帐送给病人。因为他待病人好，所以病人也自愿上车去医院。在他的治疗下，病人的病也好多了。他还帮我们送药上门，减轻了我们亲自送药上门的负担。

街头的防疫宣传场景资料图自网络

笔者：当时湛江地区的麻防用药情况和效果如何？

梁宇：我们的当时的药物主要是氨苯砜。氨苯砜的治疗效果很好，但到后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我接诊过一例因使用氨苯砜而引起的剥脱性皮炎的病人。剥脱性皮炎较为危险，病人应当送到收容院，但这位病人不愿意去。

她是个19岁的女孩，没有结婚，她爸也不让她去，说如果去过收容所出院后就嫁不出去了。我就在门诊里面腾了一个房间给她。为她治疗的时候，我们还请教了皮肤科医生。最后这个女孩子痊愈了，现在也已经结婚生小孩，有时候在街上还会遇见她。

因为其他的药物效果都没有氨苯砜好，我们之后治疗麻风病时依然会使用，但使用前会脱敏，改成注射，一个月打一次，这样使用强效DDS（氨苯砜）副作用没那么大。

我国早期生产的氨苯砜片资料图自网络

笔者：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时你们如何开展麻风普查工作？

梁宇：1956年麻防工作刚开始时，我们先进行麻风调查工作，是采取发通知让基层卫生所上报后去调查的形式。

当时的流程是：当地负责人上报疑似病例后，我们负责确认是否是麻风病人。当地群众都很害怕、很抗拒麻风病，要是家中有麻风病人，男孩就娶不到老婆，女孩就嫁不出去。所以我们调查时注重保护病人的隐私，采取局部调查的方法，村里也安排麻风病人搬离，在山头搭建一个茅房给他们。

调查过程很艰苦，每一例疑似病例都要确认，所以得一个村一个村去排查，确诊后动员病人到医院就诊。记忆中最麻烦的是一次护送病人时遇到台风，船夫不肯走，停到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幸好卫生局的同志是本地人，会讲当地话，我们就换到另外一条船上。第一批、第二批护送的病人没有很多，大多都是晚期的病人。有些病人手脚不方便，我们就要帮病人搬行李、倒屎倒尿、清理呕吐物等等。其他症状较轻的病人的药由我们送上门，当时我们负责的地区也不多，所以病人也不多；我们三个人分配，每个人每个月为病人送药上门，病人们也接受。

20世纪60年代开始普查工作，普查的时候，四个病一起搞，动员是最难的。动员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一件事是在东海岛，病人的儿子很高，个头也很大，我们动员他妈妈就医时，他在一旁一声不吭地拿着柴刀要砍我。当时东海卫生院负责防疫的梅郭佑医生陪同我一起去，好在他把病人儿子抱住，又夺了刀，我才能脱身。

进行麻风普查时，我下乡一次起码十来天。一个公社有好多个村子，每个村都有需要调查的病人。检查疑似的病人，将他们送至医院隔离后，还要检查病人的亲属，每一个人都要做菌数试验，48小时、72小时后根据结果打不同种类的疫苗。阴性的病配上双氧水或者盐水接种卡介苗。一个卡介苗可以接种不少人，第一个村剩下的留着给第二个村的病人接种。但当时没有冷冻链，领导就让我把卡介苗融在酒精，用瓶装酒精保存。干的卡介苗不需要冷藏，但融在酒精里的是需要冷藏的，所以要赶快去第二个村给病人家属接种，时间是非常紧迫的。

一次，一位别的地方来支援的同志和我一起去，这位同志不会骑单车，我又要载她又要带物资，于是就叫她暂且留在公社卫生院。因为干卡第二天就死了，不能拿回来再用，我又一个人做了两个人的工作，所以到晚上十点钟才回来。她帮我在公社饭堂打饭，见我八点多都没有回来，就在公社外的路口等我。九点钟还不见我回来，她就哭了，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十点钟我骑单车回来，她一见我就抱着我哭，一看她在哭，我也哭了。

麻风普查时，湛江还是独立市，地区的人力都分散在各个县里面，所以比较艰难。特别困难的时候，陈医生也辞职了。所里最后只剩我和廖医生两个人。所以省里面开会时，老是称赞湛江的两员女将撑起了半边天。

虽说这样，但普查工作光靠我们两个也法完成。人民医院和其他卫生单位会派人支援，来的同事们很乐意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俩也和大家一起团结工作。

笔者：在麻风普查并确诊后就要收治病人，你有哪些记忆深刻经历？

梁宇：第一件事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塘公社有一个病人，是当地最后一个病人，我们劝了他几次，他都不愿意。当时卫生局和市政府领导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都要将这个硬骨头啃下来，所以我们只能拜托营长、民兵，他们都是村里的叔叔伯伯辈。营长带了几个民兵来，他们都不敢碰病人，虽然拿着绳子，但都不敢绑病人，只是嘴上劝。最后实在劝不动了，我就在身后把病人拦腰一抱，司机人也很好，他见状就帮我抬病人的腿，我们两个人勉强把病人抱上一辆小中巴。

第二件事是在坡头，坡头的病人最多。我当时乘坐解放牌大货车，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的收治病人。病人家里也没有电话，我没办法通知他，只能将车子停在公路旁，进村通知。路上突然间打雷下雨，我雨伞雨帽都没带，只得淋着雨，全身都湿透了。最后将病人送到海滩时天都黑了，半路打了一个好响的雷，我特别害怕，送病人回来以后，才得知那个巨雷就在病人家附近，打死了好几个人，真是上天保佑了。强制要求病人隔离很困难，在城市岗和病人的冲突也比较多。

第三件事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麻防工作依靠院长，他是部队转业，从湘潭医院下放的，后来调回广州皮防中心。那时候病人一下子增多，医生不够，院长下放来时还带了几个人来支援。本来民政局给的指标是两百人，但院长说我们查出多少，他就收多少。病房不够了，就搭茅房；有土地，就自供自给。海康土地较多，院长带领有余力的病人种稻谷、甘蔗、茅草，甘蔗换给糖厂赚钱，茅草炸成三茅油，出口做外贸。医院里氛围很好，许多痊愈的病人也不肯出院，甚至去民政局申请增加麻风病人救治的名额。

第四件记忆深刻的事情是转送麻风华侨病人。1965-1967年印尼排华事件爆发，撤侨的港口就是湛江市。1967年大年三十，撤侨的船上传电报回来称，船上有三个华侨都患有麻风病，其中一个已经晚期，出现了“狮子脸”症状。侨办要我们把他们送到北海白屋医院（即普仁医院）。

廖医生是广州人，她丈夫是广州防疫站的医生，已经回广州过年了，防疫站就剩我和另外一位名叫刘铭涛的医生，他负责防疫，我负责麻风。华侨招待所的医生都害怕麻风病，不敢开车，我们就找了防疫站的司机来开。这位司机名叫莫土养，经常来帮忙，以前就是靠他送病人，特别是那些单独又不肯入院所以要强迫入院的病人。那时候的救护车不是很正式，像一个面包车，后厢可以带人。司机师傅和刘医生在所里面拿了两个白床单，用白床单把车头和车身隔开。我们到北海时已经晚上了，就在北海住了一夜，第二天回来已经大年初一。送完病人后，我们把这三个病人的家属都检查了一遍，又发现六个症状较轻的疑似病例，也送到了白屋医院。

笔者：您有后悔从事麻风防治工作吗？

梁宇：建国六十周年的时候，城市岗请我们这帮“老麻风”回去。因为隔离时我们要把病人带走，所以很多病人的家属很反感，打人、用屎用尿泼人的都有，但到了现在这些病人都对我们很感激，说自己当初是因为无知才会干出这种事。

回忆往事时，我和廖医生感叹道，要是知道麻防任务这么艰难，我们当时绝对不敢接，不敢搞，但要是再重来一次，我们都还会选择坚守麻防第一线。

【本篇访谈作者周东华、沈超；岭南师范学院彭展老师为本文提供诸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