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是国家卫健事业进步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卫健工作面临着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流行，医疗卫生资源短缺、水平低下的严峻形势；当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约为35岁。

75年的砥砺奋斗，中国卫健事业取得了非凡进步，14亿人的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据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6岁——这是75年前的两倍多。

75年来，中国人不仅彻底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还积极参与全球健康事业的发展。这条艰辛的道路上有科研工作者、医护人员、志愿者等无数人的无私奉献。

国庆75周年之际，观察者网将以新中国麻风防治作为叙述切口，陆续刊发三位麻风防治医生的口述回忆。

他们的故事被记录下来，得益于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东华教授数年来的走访和研究。周东华教授近年来专注于中国麻风病防治史，整理境内外馆藏的明清以来麻风隔离防疫史料，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政府和社会的麻风隔离防疫观念、实践与制度变迁，厘清教会、精英和政府在其中的不同角色，从麻风隔离防疫历史出发探讨国家治理传染病的公共卫生史。在如今国家和大众重视健康的背景下，总结历史经验，总能对未来有所助益。

（上篇）口述|周东华、梁宇：当时不知道麻防任务这么艰难，但要是重来一次，我们还会坚守第一线

对谈二|江澄：跟马海德试点麻风普查工作

【人物小传】

江澄，1940年出生于江苏兴化。1958年毕业于江苏省镇江医校三年制中专，后任沐阳县卫生防疫站医士，曾参加卫生部疟疾、丝虫防治班、江苏省麻风防治班、全国麻风实验研究班等，担任卫生部麻风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顾问，《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等期刊编委。

先后赴菲律宾、美国、印度、韩国、马来西亚等地研修、考察及出席国际会议。以麻风临床、流行病学、社会医学、健康教育、防治管理等为方向发表论文50余篇，执笔起草麻风系列规划、技术方案、诊断标准等文件，筹编《中国麻风学科史》等麻风专著。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成果奖、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及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笔者：您当初是如何走上从医之路，并参加医务工作的？

江澄：1955年我毕业于南京城南中学（现南京市二十七高级中学），出于兴趣，本想走美术之路；但是由于我家中有6个兄弟姐妹，共10口人，而这个大家庭只靠我父亲一个人维持，因此生活十分拮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能考上大学，家里也无法负担我的学费和生活费。所以父亲希望我学医，报考南京医校，这是当时南京唯一的医生学校，这个学校后又改名为镇江医学院（现江苏大学医学院），这便是我的母校和我走上医学之路的肇始。

1958年我从镇江医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沭阳县（现属江苏省宿迁市），在沭阳防疫站开展工作。当时正值爱国卫生运动，核心任务是“除四害”，即消灭苍蝇、蚊子、麻雀和老鼠。“除四害”具体实施起来就是捕杀、驱赶、喷洒药物等。

1952年，为防御细菌战，决定在全国开展及时有效的爱国防疫卫生运动。求是网

我们防疫站的工作人员都亲自背着喷雾器，用配制的喷雾剂到厕所等地进行喷洒和清理。我曾跟随南京医学院专门研究寄生虫病的教授学习如何消灭苍蝇和蚊子，并开展研究工作，比如计算喷洒药物前后的苍蝇和蚊子数量，以及它们死亡的时间。我们还要消灭老鼠，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爬到房顶上敲锣打鼓，制造噪音来驱赶麻雀和老鼠。

高苴乡是全县距离最远的乡，后来开展“四无乡”的创建工作，我也有幸参与环境卫生整治、绿化，以及改造厕所等相关工作。原先的厕所条件十分简陋，往往只是用玉米地围起来，极不卫生。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随地解决是最常见的情况。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开始建造公共厕所，并采取粪便无害化处理措施。因为粪便中含有的虫卵会导致寄生虫感染，所以需要通过高温发酵来消灭虫卵，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的生活条件和公共卫生状况。

沭阳县高苴乡成为江苏省第一个“四无乡”，即无蝇、无蚊、无鼠、无麻雀的乡村。这些成就都被记录在报纸上，包括我参与撰写的报道，这些档案至今仍保存着。

笔者：麻风在过去作为令人闻风丧胆的慢性传染病，您是如何开始对麻风防治工作感兴趣、且为之深耕五十载？

江澄：从事麻风工作其实在我负责疟疾防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疟疾发病率很高，高达80%-90%。因此针对疟疾，我们防疫站执行“12字口诀”，即“上门送药、康复在口、咽下再走”。

“上门送药”实际上就是求人家治病。在沙家公社搞疟疾试点预防服药时，我们基本上天天一大早就开始一家一户地送。“康复在口、咽下再走”，作为医生，我们不但要把药送到病人手中，还要亲眼看着病人把药吃下去。我们秉持着“送药上门、送药到户、送药到人”，也依照“送药到手、看不到口、咽下再走”的原则工作。

在沭阳开设麻风村之前，江苏省里搞普查试点，我们沭阳公社也有一个试点，但还不是防疫站。1958年后，才有了联合诊所，创办时的条件十分困难。病区全部都是草房，院里最多的时候有250个病人，但只有我一个医生和两名护士。除了乳胶手套是买的，其他都是自己做的或请裁缝加工的。

乳胶手套对我们来说是个奢侈品，消耗量很大，但条件艰苦，我们用不起新的。所以每一次下班后，医生护士都有一个重要任务——补手套。一个破旧的手套，吹口气，用剪子剪后正好是个圆的。我们用补鞋子的胶，把漏气的洞补起来，一个手套能补十个以上的补丁。因为补丁多，手套用之前要捏一下检查是否漏气。

但一个麻风村再穷再困难，都有两个必备的大设备，一个是高压消毒器，用于给衣裳、鞋子、袜子等工作服高压蒸汽消毒；另一个是国产显微镜。

我们需要走整整3里路才到病区，上下班是按照规定的，八点钟上班，十一点半左右下班；书、笔记本都必须留在中间区，戴好帽子、口罩、袜套，衣服全部换好，才能进入工作区。下班后到中间区脱手套、衣服，把鞋子放在福尔马林消毒池消毒，明天继续穿。高压消毒器放在中间区，换下的衣裳由临时工洗衣员先清洗后放在高压锅里消毒。

盐城市大丰区的麻风残老康复村/资料图现代快报

我们自己要采购药物，包括止疼药、消毒酒精等一些常用药。当时交通条件不好，路面很颠簸，我经常和一位护士用扁担把药抬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先门诊后病房”的方法。病人到这里看病，我们开药，病人拿了药就走，不要钱。门诊结束后，我带着护士巡房，讲医嘱，护士记下来后到药房拿药。病人和工作人员之间有一部电话，对外有一部电话，没有电话时用广播通知。晚上我们必须随叫随到，有点像现在的住院医师负责制，如果病人有紧急情况，比如神经疼或自杀，我们必须立刻拎上一个小马灯返回。

到了1962年8月份，因为我有一定的经验积累，被正式分配到万山村搞麻风防治。

笔者：您在万山村从事了将近二十年的麻风防治工作，工作条件如何，麻风防治有何进展，在工作中又曾遭遇过怎样的困难？

江澄：沭阳县很穷困，万山村更是几乎与外界隔绝，交通不便，环境极为艰苦。从1964年到1984年，将近20年时间里我们都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

麻风相关工作，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出任何一个与之相似的疾病防治工作。当时大家都不了解麻风病，都觉得一旦确诊麻风，不仅让全家、甚至全村人都受到影响，所以社会氛围对麻风病患和麻风医生有歧视。

有一次我在县城的沭阳旅馆落脚。因为我曾待过这家旅馆，和工作人员熟悉，登记后就安顿下来了。我住的是双人间，和另一位客人聊天，介绍自己是万山医院的医生。虽然没直接称呼为麻风病院，但在沭阳“万山”医院就是麻风的代名词。第二天早上起床发现对面的床没人了——另一位客人昨天晚上就离开了，我还安慰自己花一份钱睡了个包间。

在万山村治疗麻风病人时，神经肿大后病人失去了希望，想要上吊。用药、催眠、打安眠针都没有效果。当时需要做病理切片，我查阅资料后了解到“神经稍末翻转术”。在神经末梢水肿、发硬胀痛的情况下，国外的医生会采取手术治疗。我们将病人送去医院，但如果病人没有钱，县医院外科不收，只能由我来医治。虽然我不专攻外科，但病人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我责无旁贷。上海的陈家琨院长也是如此，现在自然是不被允许了，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必须要有医者站出来。

我曾前往浙江培训，开始重视科学治疗，注重病理的正规性。后来我自己买了一台国产的病理切片刀。切片不得超过四微米，磨刀要一个月以上。肉也得从软变成硬，要用二甲苯将里面的水吸出来后，再用融化的石蜡浸泡固定，保证硬度一样。变硬后再用切片机切成四微米，再从水里捞出来放在玻璃片上看，最后做成病理报告。除了切片，报告也是自己做。其他医务人员很佩服我，还把切片称为“江澄片”。

麻风杆菌维基百科

笔者：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1961年秋，中国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医生前往江苏海安，带领百余人专家科研团队，逐步开启全民麻风病普查工作。您曾参与其中，可以具体谈谈当时的普查过程吗？

江澄：当时选定海安进行普查，是因为海安有一个麻风病院。江苏省非常重视麻风防治，当时的综合防治措施归根到底就五个字——“查收治管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宣传活动，比如幻灯片、广播等形式，于是后来又改增为“宣查收治管严”。

通过专业性普查得出来的发病率，才是科学的数据。于是，出现了海安这个普查试点。医生团队来自江苏、上海，还有广东的队伍前来支援。因为广东一直是麻风病高度流行区域，解放以后防治比较早，来了许多防治专业人员，所以总的来说这个普查队伍的人员数量和专业程度是很强的。

但是，即便有这样的力量也难以完成工作，因为海安那时候最少也有四五十万人口，光靠这个专业队伍、这么点人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只能抽查一部分，就这样对其中七个公社进行全员专业性普查。

专业性普查的开展时间大概是九月份，普查工作总指挥是县委书记，而且有专家组顾问，如马海德¹、李桓英²等人，在我印象中马海德就是总顾问。解放以后我们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和我们一起工作，还能讲一口带陕西腔普通话，普通话讲得比我们还标准，大家都非常惊奇、也非常感兴趣。

马海德看望麻风病人/资料图

李桓英看望麻风病人/资料图

我们一共有四个大队，我被分在第一大队，每个大队分成几个普查组，一男一女搭配合作，我跟来自广东的一位女同志搭档前往仇湖公社。当时的要求是必须100%普查，只要是登记的户口都要查，最少要在97%以上。但对我们来说，几乎是100%。两个人互相配合，从早到晚工作，完全靠两条腿走路，因为路极为崎岖，没有一次是骑自行车的。我们在进行检查时是十分严格的，除了看，还要摸几个主要的神经部位。

由于不少村民外出，所以还要查漏补缺，主要方法就是堵门。早出的村民我们就早上去堵，晚归的村民晚上去堵；而且当地水网密布，船民具有一定流动性，我们还得站在桥头堵；在桥上不但可以堵我们自己要查的人，也可以堵其他小组的，查过之后把我们得到的信息再提供给其他人，帮助其他大队查漏补缺。我们的普查率从97%提高到100%，就是靠都这样反复堵，才能最终达到。

每个大队除了每天的普查工作以外，晚上回来还要开会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当天问题当天解决，汇总统计。我记得在乡政府公社里面有一些查出来的是病人或者怀疑病人，要由三个专家一个一个地查。他们查的时候也叫我们过去看，所以我们在农村完成的普查基本接近100%或者说99%，这个数据的真实性不言而喻。

城镇的人口流动性相对农村来说更强，因此当我们在农村完成普查的时候，城镇才完成92%，于是其他大队前往支援。一个大队检查两个居委会，我们在各个居委会检查时，县委书记总指挥和三位专家在全城巡回检查。通过这样的努力，完成城镇达到95%以上普查率的目标。

完成城镇普查以后，以马老为首的专家组便抓住这个机会给我们组织了一次技术教育。在培训的那几天，马老对我的鼓励对我影响至今，他给我题词“祝你在建设社会主义及麻风防治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让我坚定了做好麻风防治工作的信念。他强调麻风防治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信念和他的鼓励使我能坚持干下去，甚至退休以后还一直在干，干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或者说，我可以干到死为止。

这都是在马老精神的鼓励下，当时的他鼓励着24岁的我，即使他生活中也经历过种种沉浮，他仍然坚持做自己热爱的麻风事业，用现在话来说叫不忘初心，我也秉持着不忘初心的精神；直至今日，麻风基本在我们国家消灭，作为“老麻风”我倍感骄傲。

注1：马海德（1910-1988），原名乔治·海德姆，是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参加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1936年初，马海德受中共中央红军邀请，由上海前往陕北提供医疗救助，于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他投身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55年的传奇人生。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1950年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全身心投入到麻风防治工作中，改变了中国数十万麻风患者以及数百万麻风患者家属命运。1988年9月23日，卫生部授予马海德“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

注2：李桓英（1921-2022年），生于北京，1945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次年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职。1950年，李桓英被学校推荐到世界卫生组织工作；1958年任期结束后，她辞去世卫组织的印度尼西亚、缅甸的热带肉芽肿（雅司病）和梅毒两种热带病专家的职务，离开已定居美国的父母和兄妹，只身一人回到中国。

1970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工作的李桓英到江苏省的一个麻风村调研，这是她第一次接触麻风病。1978年，李桓英调至北京友谊医院，开始从事麻风病防治和研究工作。1983年，李桓英带着世卫组织提供的免费药品，在云南省勐腊县展开对麻风病人的治疗。其间，她研究出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1994年，世卫组织在全球推广治疗麻风病的短程联合化疗法。1996年，李桓英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后来该模式并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2016年12月27日，95岁高龄的李桓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在麻风病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李桓英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医德楷模、“最美奋斗者”等荣誉。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2021年8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在李桓英看来，自己一生中做得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她曾说过，“我在国外跑了那么多国家，漂来漂去，就像浮萍似的，没有根。你要做事业，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

对谈三|宋渊：见证和亲历西北民族地区麻防事业

【人物小传】

宋渊：1951年出生，甘肃省临夏州人，麻风病防治医生。1974年积极投身于麻防事业，先后担任过甘肃省和政疗养院副主任、副院长。他开始走上工作岗位时，就积极参加各种全职医生培训班，面对全病区三百多余名病人从不退缩，在那个较为艰苦的年代，依旧努力开展辖区麻风线索调查、治愈者随访、畸残预防及康复医疗的工作。

经历了DDS（氨苯矾）的单一疗法到联合化疗的转变，见证了在祖国西北部麻风防治的时代演变，他和千千万万奋战在麻防战线的医生一样，为中国麻防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麻风医生宋渊（左一）

笔者：您父亲和爷爷都是中医，为何您毕业后选择了专职麻防工作？

宋渊：我在临夏中学读完书之后，先是下放到康乐县八松乡做了一段时间赤脚医生。1972年，我读了中专，在临夏州的卫生学校学习全科临床，当时师资力量还是比较好的；中专毕业后，县里直接分配。

因为麻风病院需要人，卫生厅就抽调八个人进行分配，我和另一个人被分配到和政疗养院，也就是当时的麻风病院。刚刚知道这个消息时，另一个同伴害怕麻风，怕被传染，坚决不去；但我听见以后就想，麻防工作是祖国需要，分配到麻风病院就是要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下定决心要去搞麻防。

1974年8月，我23岁，去和政疗养院报到；报到完成后，我回到家和父母说我被分配到麻风病院工作，我母亲非常反对，一边哭，一边反对，周边邻居也说麻风病是会传染的，都坚决不同意我在麻风病院工作。但是9月份，我毅然决然，正式去和政疗养院报到，随后入职和政疗养院，就这样一直在麻风病院工作。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见麻风病人，是我在当乡村医生的第二年，当时我们大队来了一个新的乡村医生，他家隔壁就住了麻风病人。在和他交谈的过程中，我了解到那个麻风病人是他们村的护林员，眉毛已经脱落，是瘤型麻风，周边人对他的歧视很重，觉得他们村的影响都被搞坏了。当时我还是很恐惧的，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麻风病人。

1950年代的临夏市南门城门甘肃档案信息网

笔者：您在入职和政疗养院后，具体要做哪些工作？

宋渊：到了和政疗养院之后，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跟着疗养院革委会副主任刘德仁，他是主管医疗的。我们这个片区一共有二三十个县，地方病二所的唐松柏主办了一个针对全片区的全职医生培训班，我和王新年（同事）一起参加了这个培训班。

在培训班培训期间，我们疗养院第一任院长刘牧之也给我们讲课，他在麻风领域的造诣很深，学识很高，口才也很好，我对他印象深刻。除此之外，唐松柏和刘德仁主任也有给我们讲课，整期培训班下来，学到了很多，收获不小。

培训班结束后，我们就开始下病区了。1974年，病区收治的麻风病人有300多人，少数民族、农民、牧民、包括部队里的军人，我们都有收治。一共有五个病区：八一村、幸福村、跃进村、团结村、瓦窑村（女病区），日常就是给病区病人进行检查工作。

我们平时有查菌的任务。查菌三个月一次，连续四次，一年都无菌了，就做活检，即病理切片，取一块相当薄的皮下组织，放到显微镜下，看上皮样细胞、泡沫样细胞的情况。麻风症状主要是泡沫样细胞增多，淋巴细胞增多，如果还是一团（抗酸染色可见泡沫细胞内含多量麻风杆菌，甚至聚集成堆，形成所谓麻风球），就说明还没好。泡沫细胞看不出来，淋巴细胞很少，就符合了。半年一次病理切片，做四次，再放到隔离区一年，就可以发出院证了；但出院后还要做一年一次的复查。

笔者：当时和政疗养院的麻防用药情况和效果如何？

宋渊：那会儿，我们用的是强效止疼药，像吗啡、杜冷丁这些。药都是省里面统一发资金分配的，像吗啡肯定是控制的。这些药是向有限公司进的，医院有指标，大型医院可以从有限公司批发。医院能批发哪些药品，不能批发哪些药，应该有报告，需要有关部门批示下来。

治疗现症的药物，我们一开始用的是氨苯砜（DDS）、氨硫脲这些，看哪种药效果好就用哪种，还得加上抗结核的药，有时还得用些免疫抑制药物。50年代有用过扫风壮（学名苯丙砜）。有时候病人吃了好几年氨苯砜，菌还是不下去，那就是耐药了，得换药，而且有些人吃氨苯砜会有不良反应，比如神经疼。

那时候还有一种药叫雷公藤（抗麻风反应药物，中草药），后来又出现了新的药品，是抗梅毒的注射药剂，还有抗结核的异烟宗，也叫异烟肼。

当时的病人致残率高，有些病人送进来时已经残废得比较严重了，口脸歪斜，尤其是解放初期送来的病人，手指残缺，触觉丧失。这些残疾的病人没有接触过麻风病药物，没能得到治疗。麻风反应是一次一次反应，反应一次，残废一次，神经慢慢坏死，骨质慢慢疏松，肌肉萎缩坏死。病人住院以后一般会用抗麻风反应的药物，像反应停这一些激素，有时候长期使用强效激素，用一个月，麻风反应也下不去。

麻风病的脓疮，主要表现为溃疡，细菌感染不换药就臭。我们的护工，也就是护理员，得定期给病人清创、清洁。这些护理员都是从稍微年轻些的、有点知识的病人里挑的，我们医生给他们做指导。

笔者：全省麻风流行趋势不断变化，疗养院内部治疗有没有什么变化？

宋渊：还是有变化的，我经历了DDS的单一疗法到联合化疗的转变。1983年，卫生部麻风司在西安召开了北方十城会议，提出了四个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麻风病的绝对隔离，转变为院内院外相结合的隔离。第二个是，DDS的单一疗法转变为联合化疗。第三个是由专业人员的孤军作战，转变为动员全社会共同防治。第四个是，麻风病单独的治疗，转变为治疗加康复；康复是指植眉和改善勾手的项目，这也使得一些麻风医院转变为康复医院。

联合化疗开始后，由医院牵头办了很多学习班，在一些病人比较多的乡，设立兼职医生，给他们配出诊箱。他们也是三个月查一次，还要写病历；如果有病理切片的，福尔马林泡一下送到医院。直接接触病人的兼职医生发放15块钱的津贴，这和当时我们医院里给医生的保险津贴是一样的。县上的或者地区防疫站的兼职人员也有津贴，是12块钱。

北方十城会议后，病人可以在家里接受治疗，心情也会好一些。

联合化疗的三种药物效果很好，利福平、氯苯砜、B663（氯法齐明），这三种药吃上一星期，可以杀死体内99%的细菌。尽管查菌时还是有细菌，但已经是死菌。病人疗程也短了，少菌型的一般是一年到两年多，多菌型的三年五年。以前瘤型（多菌型）病人治疗最少要十年。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麻风病人的数量逐年减少，从解放初的八百多人减少到1975年的三百多人，联合化疗之后麻风病人少得就更快了。

笔者：疗养院的病人日常有没有一些娱乐活动？

宋渊：现症病区有一个礼堂。以前在这里住院的病人有来自陕西的，喜欢秦腔，我们就搞了秦腔戏剧组。院部组织娱乐活动，都是麻风病人上台唱戏，旁边的群众都来看。还有一些鼓，在零几年的时候被拆除了。马和牛有好几百头，甚至连卫生厅都来调拨我们院的马。一九五几年还是六几年的时候，有一个樱桃工程，规模比较大，那时候他们向和政疗养院调了十匹马过去。病人养的马拿去卖钱，充当病人福利，职工是不能从中拿钱的。

和政疗养院一直有比较完善的医案管理制度。到20世纪70年代，和政疗养院已积累了两千多份病历，放在疗养院的病案室，有休养员的文件，也有生产布置情况、麻风培训班的文件，由于六七十年代交上去一部分，所以不全面。和政疗养院曾是福音医院的一部分，所以病案室还有福音医院解放前的照片。

甘肃省和政疗养院开展2023年度麻风病院外治愈者随访和培训和政疗养院官网

笔者：病人出院以后，他们的待遇如何？

宋渊：出院的病人在待遇方面，说实话，还是有歧视的。有的村子会在村外给病人修两间房子给他住。有家人，那家族也会歧视。那时候，省长、卫生厅长、卫生部长都来和麻风病人握手、吃饭，以显示愈后的麻风病人没有传染性。

我们也会定期给他们搞复查。复查、普查就是麻风防治工作中的“防”。复查主要针对出院的病人及其家人。看他们是不是有红斑、结节、溃疡，再摸一下神经，检查神经是否有问题。

还有普查，1980年全省搞了一次，甘南八个县搞了一次普查。普查是分片区的，像我们院被分了两个县，迭部县和舟曲县，普查时带上他们县里的革委会副主任，防疫站、医院也一同参加。一个村一个村、一户一户、每个人每个人地查，群众们也很配合，也查出了七八个病人。

笔者：可以说您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和政疗养院，这么多年过去了，您有后悔过从事麻风防治工作吗？

宋渊：不后悔，从我去和政报道开始，虽然家里人都很反对，但我还是想着要到一线去，要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要是重来一次，我还是会坚定当初的选择。

（江澄医生口述整理：周东华、吴佩佳；宋渊医生口述整理：周东华、沈静涵、陈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