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思】

5月6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讲话中说要加快中法两国人文交流“双向奔赴”，并特别提及了“150年前法国人士参与建设的中国福建船政学堂、上世纪初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这两个历史事例，称之为“两国教育交流史上的佳话”。

位于今天福州市马尾区闽江左岸的福建船政局和福建船政学堂，在开办之初，代表了清朝时期中国仿照西方远洋舰船建造本国现代化舰船的第一次尝试。该学堂由当时的闽浙总督左宗棠于1866年（同治五年）奏请创办，考虑到是从零开始，左宗棠和首任船政局大臣沈葆桢采取了邀请法国人帮助创办并一切都向法国和英国专家学习的方针。正如沈所言：“船政根本在于学堂”，“不重在造而重在学”，所以，船政学堂在一段时间里也叫“求是堂艺局”。

船政学堂旧址（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外国人应邀设“堂”，中国人主动学“艺”，不务虚专“求是”，课程包括数理化外、机器制造、水陆军事、天文地理，没有了经史义理和八股文章，“保令外国员匠教导中国员匠，按照现成图式造船法度，一律精熟……”。

作为一种特殊模式的中外交往，这次合作总体上是成功的。1874年第一个五年教学期限到期之际，共建造各型舰船15艘，且“中国员工已能自己设计、自行造船制机”，朝廷遂宣布“船政成功”，重奖后遣散了洋匠，1876年完全由中国人独立设计制造的木制兵船“艺新号”下水。船政学堂自创办至1913年与船政局分离，在长达半个世纪里总共毕业了500多名学生，其中除了当时闽洋水师和北洋水师的大批管带和管驾、日后的多位军事将领，还包括多个领域里的工程技术人才，并诞生了像严复这样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欧洲人以老师的身份将其掌握的科学技术传授出去，中国人以学生的身份将这些能够帮助中国富国强兵的东西学习过来，在没有掺杂打人和挨打、压迫和受辱这层关系的情况下，双方正常交流各得其所，所以称为“交流史上的佳话”。

上世纪初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也有类似之处。

20世纪初期，法国大革命时的政治思想在中国青年当中风行一时，影响了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就像当年左宗棠和沈葆桢等人认定法国的造船技术世界一流，其时的梁启超和陈独秀等人认为法国的人权学说、进化论、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政治思想世界一流，因此有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法国启蒙运动”之说。

在这种形势下，一批中国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发起了青年学子的留法运动。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共同组织了留法俭学会，鼓励并帮助青年学生留法。1914-1915年，在法的俭学计划扩展成了“工读”运动，在巴黎成立了勤工俭学会，鼓励和帮助穷苦学生通过工作维持留学生活。1916年中法两国人士在法国共同成立以“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德、经济之发展”为宗旨的华法教育会，蔡元培和法国大学教授欧乐被选为双方会长。到1920年，在法勤工俭学生已达1700多人。

1920年6月，勤工俭学生抵达马赛合影。

这场规模空前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前后持续长达十多年，深刻影响了中国在政治、军事、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日后的发展，大批栋梁人才从中产生。其中包括政治家和军事家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科学家钱三强、严济慈等，艺术家李健吾、常书鸿、潘玉良、林风眠等。

“佳话”与“恶行”

回顾近代以来中外交往，类似的“佳话”，在中国与多个欧洲国家的关系史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般而言，“先发国家”先于中国掌握了一些先进的东西，中国人迫切需要这些东西，通过“洋务运动”学过来为己所用，而这些国家也提供了学习上的便利乃至实质性的帮助，就算得上是各得其所的正常交流，其中一些事例也称得上是“佳话”。

然而，历史见证，“佳话”类的正常交往并非历史主流。起初老师们教学生，但是很快，老师们开始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打骂学生、欺负学生、羞辱学生，不仅导致大量“恶行”淹没了少量的“佳话”，而且让先前的“佳话”看起来也成了日后“恶行”的一部分。当然，事情也有另一面，正是老师的“恶行”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以及早晚要超越老师的必胜决心。

“佳话”与“恶行”的密不可分，历史上处处可见。在今天的福州马尾船政文化园中，不仅有船政文化博物馆，还有一个马江海战纪念馆，两个馆互为补充和说明。前者记录了日意格和德克碑等法人帮助中国取得“船政成功”的佳话，后者则记录了孤拔和利士比等法人在1884年率“远东舰队”侵入闽江全歼清朝闽洋水师、摧毁船厂和两岸炮台的恶行。佳话和恶行发生的地点同在一处，时间相差不过十年。

在中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上也是如此，佳话和恶行常常相伴而生。英国人在很多方面推动了中国的变革，中国近代史重大历史事件都少不了留学英国中国精英的角色，1912年北南双方的代表唐绍仪和伍廷芳，在议和谈判期间实际上是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但另一方面，英国人在中国的恶行又太多，让中国人刻骨铭心，以至于曾经的那些中英交往“佳话”也不太被人们提起且重新被人们看待了。

“恶行”与“反抗”

“先发国家”将自身刚刚取得的先进即刻转变为针对“后发国家”的霸权，老师将暴力和欺辱带入了师生关系中，形成了近现代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现象。中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垂涎三尺的肥肉，也事实上遭受到了几乎所有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野蛮侵略。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先发国家”的产物，只要是“先发”和“后发”的关系不变，后发国家挨打的命运就难以摆脱。中国可以对欧洲说，没有我的丝绸你还在穿亚麻和兽皮，没有我的茶叶你还会因为喝生水而早夭，没有我的四大发明你还处在野蛮的黑暗中，但是没有用，一旦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之后，这些曾经大大受益于中国的欧洲国家即刻成为了一群想要分食中国的猛兽。

在帝国主义“恶行”淹没了中西交往史上所有的“佳话”之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被迫转为了彻底的敌对关系，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开始了。严复从学习海军转向了研究哲学，鲁迅从学习医术转向了从事文学，从初期的“不重在造而重在学”，到后来的“做而言，起而行”，再到“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推动了前赴后继的浴血奋战，终于懂得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道理的中国人民，也终于一步步在建国和强国的道路上赢得了伟大胜利。

为什么建国后仍然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为什么仍然保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原歌词？其含义就是：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只是第一步，这个世界上只要帝国主义不灭亡，中华民族就始终处在危险之中。而只要“危险的时候”没有过去，中华民族就时刻准备着做出反抗。

“反抗”与“帮助”

不怕牺牲奋起反抗的民族是值得尊敬的，其解放事业也是“得道多助”的。伴随着中华民族反帝运动的全过程，中国也得到了来自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上热爱和平、追求正义的各界人士的诸多帮助，其中也包括因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让中国客观上获得的诸多帮助。对于这些帮助，心地善良、知恩图报的中国人民从不会忘记，并通过各种方式给予了回报。

1942年，日军侵入了缅甸，在抢占仁安羌油田的同时，将节节败退的大约7000名英国士兵、美国记者和家眷赶入了绝境。英军向中国远征军求救，隶属于孙立人38师的113团团长刘放吾，受领任务率领约1000人去解救被4000名日军团团围困的英军。刘放吾不辱使命，与敌人激战三昼夜，终于击溃了日军的防线，让被困的英国士兵得以脱险，取得了仁安羌大捷。1992年4月，英国撒切尔夫人到美国寻找并慰问了已经是93岁高龄的刘放吾将军，同时带去了众多英国人士对刘放吾的问候，感谢他当年的英雄壮举，感谢他拯救了7000人的生命。

1992年4月，仁安羌大捷五十周年之际，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赴美向刘放吾将军致谢忱。（图/刘放吾将军纪念网）

当然，不会忘记的相互帮助只能在自由和正义事业中获得意义。一旦英国的帝国主义本性再次显露，“恶行”再次淹没“佳话”，中国人民也必定会像在历史上那样奋起反抗帝国主义恶行。

回顾与调整

近代以来，欧洲呈现给中国的面向以及对中国的影响是多元的，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也是多重的。

归纳上述，其中的“佳话”类，大体包括如下四种情况：A）欧洲人来中国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B）中国人去欧洲求学学习现代化；C）欧洲先进知识和思想影响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D）欧洲人主观上或客观上帮助了中国人的解放事业。

而其中的“恶行”类，大体也包括四种情况：A）欧洲人来中国利用特权为非作歹巧取豪夺；B）欧洲人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行径直接施加到中国；C）源于欧洲的“有毒”文化和思潮波及到了中国；D）欧洲人主观上或客观上阻碍甚至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以上共计八种情况，在大约两个世纪的历史里，每一种情况都有大量具体事例，可以成为某种历史叙事的根据，而每一种情况也不能完全代表当时中欧关系，因为各种反例都随手可得。时至今日，无论如何回顾，“佳话”仍是“佳话”，“恶行”还是“恶行”，有的“佳话”被“恶行”淹没，也有的“佳话”被包含在了“恶行”当中。而这正是中国和欧洲关系的复杂性所在。

所以，一般而言，今天的西方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必须要正视这种复杂性，不能以偏概全，沉溺于刻板印象中而不自觉。而中国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当然也是如此，一味强调西方帝国主义顽固本性，或者一味突出西方给中国现代化带来的帮助，或者把西方简化成一个固定的脸谱进行无差别批判，或者把西方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都属于不得要领。

此次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主旨是“传好历史的接力棒，弘扬中法建交精神并为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开启中法关系下一个60年的新征程”。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中法关系史上的两则“佳话”，意味深长。处在当今历史大变局中，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也不断经受着考验，也必须根据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世界之变，通过严肃认真的历史回顾做出新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