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解释了一句，他们就大喊：“城管打人啦！”
一
毕业那年，我面临着考研和找工作两种选择。稳妥起见，我一边报考国内顶尖的医学高校，一边参加北方某省的公务员考试。
后来考研失败，从小对我寄予厚望的父亲很失望，说：“我梦到你一事无成，在港口打鱼，日晒雨淋，十分落魄。我去看你，你都没脸见我。”听完父亲的话，我很沮丧。
只剩下考公这一条路，我顶住压力准备笔试。公务员考试报考岗位中，几乎没有和我这个中医专业对口的职位，无奈之下，我选择了不限专业、学历、工作经验的行政执法岗，也就是城管。
做完几大箱子的题目，终于在笔试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入围面试。参加完面试，我还是不敢抱太大希望，准备找其他工作。因为城管这个职位只招三个人，却有数百人竞争。
结果，我竟然以单位所在辖区第一名的成绩成功突围，事实上，我的成绩足以考上这个省会城市绝大多数岗位。
毕业后，我收拾行囊去上班，吃上了皇粮。
在一些人眼中，城管都是临时工，干的活就是抢东西，出了事还要背锅。事实并非如此，严格来讲，城管是治理和维护城市管理秩序的行政执法力量，我们那里的城管一共有14项基本职能，不光是市场摊位、工地施工建设、婚庆的彩虹门搭设，甚至临街商户的牌匾规格，都在城管部门的管辖范围内。
新闻媒体曾报道过多起城管暴力执法事件，人们对城管的印象并不好。以前曾被曝光的临时工，只是城管队伍中的一部分。像我这种通过省考入职的人员，属于事业编制，待遇和级别等同于公务员。
城管中的临时工，是雇员身份。他们并不参与执法，只是做一些辅助工作，比如开货车，收缴违规摊贩的工具等。他们的工作，要根据正式执法队员的指令进行。
二
上班第一天，领导问我：“知道什么是行政执法吗？”
我摇摇头，领导笑着说：“走吧，带你出去见识见识。”
那天，我们发现一对卖水果的夫妇，违法占用消防通道，存在安全隐患。穿制服的执法队员亮出执法证，并说明了他们违法的事实，要求二人配合执法，把消防通道中的东西清走。
夫妻俩不予配合，甚至骂了很多脏话，导致场面一度混乱。同事们一边执法，一边用摄影、摄像设备全方位记录，如果事后有人质疑我们违规执法，可以拿出全程录像作为证据。
接下来几周时间，我接受了系统培训，包括职业性质和相关法律法规。
“你们是底层民众贫苦生活的见证者，也是承受者。”负责培训的法律教授这样对我们说。
当时我只明白前半句，并不懂后半句。
我们确实是贫苦生活的见证者，因为很多执法对象都是贫困者。
他们自己或者家人身患疾病，没有低保、工作，生活都成问题，更别提去接受正规治疗了，于是只好在街边、马路边、消防通道中支个小摊，靠着卖手机膜、手抓饼或者铁板鱿鱼维持生计。而有些残障人士，则游走在各种公共场合，乞讨为生。
有一天午饭时间，我和几名同事匆忙吃下一碗菜汤泡饭，立即出任务，处理市场违规占道的状况。一名卖猪肉的摊贩拒不配合，还光着上身，一手提杀猪刀，一手拿着个绿色的本子，对着围观群众和执法队员不断挥舞。
我站得比较靠前，首当其冲。他举刀冲我喊道：“我砍死你！”当时我大脑一片空白，呆呆地站在原地。幸亏周围一个从海军退伍的同事及时按住他的手，另外几个联合行动的警察上前制服了他。
这一切都被执法记录仪记录了下来，直到今天我也不敢回看那段录像，也从没有跟家人提过这件事。
回到执法车上，我的双腿仍在不停颤抖。等回过神来，我一个劲地感谢那位同事。如果没有他，恐怕我已经死了。
“没事就好，你下次靠后站一点就没事了。我和你一样大的时候在军中，2009年还在阅兵式上接受过最高领导人的检阅。退伍之后被分到这里，只能从事这个……”前辈笑着拍了拍我。
从警察口中我们得知，那名摊贩手里拿的绿色本子，是有关部门和精神病医院签发的残疾人证。也就是说，如果我被砍了，他很有可能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而我，则会成为新闻素材和市民的谈资。
三
我曾努力说服自己，虽然工作有一定风险，但能为城市市容环境卫生做一些贡献，也算值得。渐渐地，我适应了城管这个身份，可以独立处理一些突发状况。
直到遇到一名卖铁板鱿鱼的小贩，我开始怀疑这份工作存在的意义。
我们经常和那名小贩打交道。她违法占道，我们扣留了她的违法工具——一些厨具、食材和一辆三轮车。按照程序，我们开出罚单，告知违法事实，接下来就等着她前去银行交罚款，领回自己的工具。
图片来源：政府网站 | 正在执法的城管队员
这也是很多人会误解的一点，认为钱是进了城管的腰包，实际上那些罚款是去银行交的，最后归到了地方财政收入。还有人会说，你们可以收红包啊。这种怀疑不无道理，不否认一些地方存在类似情况，但至少我和同事没有收过这种黑心钱。
那位大姐没有去交罚款，连三轮车也不要了，因为当时生意是旺季，交罚款和领工具的那段时间，足以让她赚回一辆三轮车的本钱。车没了，她就趁我们不注意，换了一辆继续做。
仅仅一天时间，我们连续收缴了她四辆三轮车，可马路边占道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善，到处都是随意铺开的摊点。看着野火烧不尽的违法摊点，我很有挫败感，城管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大学门口执法，大学周边往往是摊贩的聚集地。摊贩售卖的各种无卫生保障食品，深受大学生们的欢迎。
那天有一对小情侣，见我们没收了很多摊贩的车子，对我们指指点点，甚至骂了一句“土匪”。
我气不过，脱下制服上衣，径直走到两人面前，大声对其中的男生说：“这份‘土匪’的工作是我凭本事考来的，你这么个大学生，就知道揽着女朋友闲逛，有什么资格说我。”
“城管打人啦！”两人以为我要动粗，大喊起来。
周围群众迅速围了过来，有的人正在用手机录像。经过将近一年的历练，我早已习惯了这种阵仗。我冷静地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打人，那就去报案吧。”
两人真的去了派出所，在派出所，我将执法记录仪记录下来的视频给警察看，小情侣哑口无言。我这样做是要堵他们的嘴，怕他们事后到网上散布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抹黑本地城管。
四
一年的光阴在忐忑和自我怀疑中流逝，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我可能会继续这样的生活。
夜市是我们整治的重点场所。地方政府设立夜市，是拉动消费需求的杀手锏。为了规范夜市的容貌，我们从每天下午三点半工作到深夜，面对着夜市熙熙攘攘的人流，执勤、站岗，让一切井然有序，除了要克服三十多度的高温，还要应对夜市旁违规占道经营的摊贩。
有天夜里，我和一名四十多岁的老同事在夜市执勤，遇到一名摆地摊卖小百货的大姐。这位大姐我们很熟，经常违法占用盲道，屡劝不改。这次她又在十字路口旁边的盲道上摆着摊，我们走过去，亮证件，说明违法事实，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开出罚单。
原以为一切很顺利。忽然，她“扑通”一声跪在我和同事面前，求我们不要处罚，边说边流着眼泪。
我懵了，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站在人群中，我感到有千万只眼睛盯着自己，仿佛自己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欺压良民的恶霸。
“赶快跪下。”已经跪在地上的老同事对我说。
我攥紧拳头，和他一起也跪在了大姐面前，头不敢抬，脑子里有些空白，另外的同事赶紧记录下这一切。
我上一次下跪还是在上大学时，给突发疾病的老人做心肺复苏。这次同样事发突然，经验丰富的同事一定知道，下跪是最妥当的处置方式。
说来有些讽刺，上次下跪是为了救人，我是乐于助人的大学生；而这次下跪是为了保护自身，我是被群众围观的执法者。
感觉过了很久，前来支援的同事和协同执法的警察赶来，将跪着的妇女带离了现场，给跪着的我们解了围。
事后，我尝试着理解当天发生的一切，至今无法释怀。有些事你做对了，却不知道自己对在哪里。
五
那次下跪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做城管队员长久以来的迷失和自我怀疑，在下跪的那一刻达到顶峰。
起初，我以为自己不够了解这份工作，便努力去学习。掌握了其中要领后，我认识到要多体谅摊贩的难处，尽量为他们考虑。
那次和小贩接触险些被砍后，我又以为这份工作之所以经常被误解，是因为群众对我们不了解，于是我不断跟群众普及城管的性质和职责。
但我们和群众之间仍然发生着冲突，我并不能改变什么。培训老师的那句“你们是底层民众贫苦生活的见证者，也是承受者”，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想要努力适应，又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这种感觉折磨着我，让我萌生了辞职的念头。
此后半年，我重新拿起医学教材，利用下班时间复习，为职业医师资格考试做准备。有时候深夜才能下班，浑身疲惫，依然坚持完成当日的复习任务才睡觉。
远在北京继续深造的大学室友们，得知我的决定，寄来很多复习资料。有位室友对我讲：“如果连我们学校的毕业生都不去从事医生这个职业，那么还有谁会去选择做医生治病救人呢？”原本心里没底的我打消了所有顾虑，积极备考。
我的房间里堆着一摞比我还高的资料，有关内科、外科、诊断、病理、药理等各个方面。工作后精力、记忆力和学生时期相比都差远了，但还是得坚持，这可能是我步入中年之前最后一次改变自己的机会。
幸运的是，我顺利地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获得了做医生的资格，但这只是我为辞职做的第一手准备。
为了能继续深造，我开始准备雅思考试，背单词，写作文，练口语……可是结果并不乐观，毕竟远离英语已有两年之久，我第一次只考了6分。
后来，我每天挤出两个小时，和擅长口语的朋友用英语视频聊天，那段时间就连做梦也是在说英语。但并不是努力了就有回报，我连续两次的雅思成绩都不甚理想。当时，来自工作和复习的双重压力，让我严重失眠，直到今天也没能好转。
我参加了第三次考试，忐忑地等着结果。终于在一个下午，我收到成绩单，6.5分，终于达到香港一些高校研究生的申请条件了。
半年后，我向单位递交了辞职申请。
一些同学、朋友听说此事，纷纷劝我：“虽然这份工作和专业不对口，但起码稳定，收入尚可，以后谈婚论嫁的时候也算是手握重要砝码。毕竟在北方，公务员很受丈母娘们青睐。”
同事们认为我是受了委屈，一时冲动，一个劲地劝我回心转意。在他们看来，这份工作来之不易。领导与我长谈了一个下午，说：“自我们单位成立以来，从没有人主动辞职，你要三思啊。”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但心意已决。
最后，他叹了口气说：“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就和我们说一声。”
父亲至今也没有原谅我的选择，他觉得我当时已经是家族里混的最好的了，身穿制服，三餐不愁，工作稳定。他不知道这种稳定对于我是一颗慢性毒药，从肌肤渗入，最后进入骨髓，直到让我无力挣扎。
面对父亲的阻拦，我对他说：“我的工作是自己凭本事考来的，不是你花钱托人安排的，我想辞职就辞职。”
父亲无话可说，摆了摆手，任我自生自灭。直到今日，这个话题依然是我俩谈话的雷区。
六
辞职后，我到香港打拼。几年前申请到香港一所高校的研究生，现在已经毕业，成为一名中医师。
这点小小的进步，并不足以让我在这座国际大都市买房、成家，我依然要面临很多压力，可我的内心无比满足。
在香港这几年，我时常想起那些城管队的同事们，也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他们常会为我的进步而高兴。有几位已经年过半百，依然坚持在执法一线，依然时不时会被摊贩殴打、辱骂，随时准备着下跪、夺刀。不知道他们在工作中落下的风湿病，有没有好些。
辞职两年后，我回过一次那座熟悉的城市。走出接机大厅，望着门外接机的几位同事，百感交集。
同事们特意准备了怀旧一日游，开车带我逛遍当年工作过的地方，车站、夜市、农贸市场、大学门口。几年过去，这些地方还是热闹非凡，这里发生的一切我记忆犹新。
当车子经过那个令我永生难忘的十字路口时，我下车慢慢走到当年下跪的地方，站在那里，看着周围的一切。身后执法车上穿着城管制服的前辈们，正冲我微笑。
随后，他们开始了那一天的执法工作。
作者李宽，现为中医师
「我们是真实故事计划，每天一个从生命里拿出来的真实故事。」
